西夏靈武窯的發掘，使我們看到西夏瓷器的真實面貌，其中除部分白釉器為仿定器外，黑（褐）釉剔刻花器受北方最大民間窯場磁州窯影響較強烈。為了弄清它們之間的關系，不防將靈武磁窯堡窯出土西夏瓷器與較之稍早的北宋磁州窯中心窯場觀臺窯出土瓷器作簡要比較： 北宋磁州窯產品豐富，除日常生活用品碗、盤、罐、爐、瓶外，還生產有陳設瓷花口瓶、玉壺春瓶等。上述的某些器形在西夏靈武窯中也能找到近似器。黑釉雙耳罐是北宋磁州窯常見器，直口圓唇、鼓腹、圈足平底。類似黑釉雙耳罐在靈武窯早期也能找到，只是口微斂、腹略顯長圓。（圖十）白釉爐是北宋磁州窯較具代表性的創新產品，早期小口、寬平沿、深腹高圈足，晚期出現廣口三足爐。此兩種爐在西夏壹期均能找到相似黑釉器（圖十壹）。葫蘆瓶是北方磁州窯系普遍生產的壹種器形，因形似葫蘆而得名。磁州窯葫蘆瓶多帶雙耳，西夏葫蘆瓶無雙耳，似便於束腰拴系，更符合遊牧民族生活習俗。（圖十二）花口瓶是北宋磁州窯創新燒制的陳設用瓷，初為平底，北宋末期至金始有圈足，器形逐漸變高，典雅秀美。西夏花口瓶造型特征晚於北宋與金同步，但磁州窯風格明顯。（圖十三）玉壺春瓶作為陳設用瓷，北宋時中原壹些窯口均有生產。北宋磁州窯玉壺春瓶長頸圓鼓腹、圈足。靈武窯玉壺春瓶最大腹徑*下，時代稍晚，與金代磁州窯玉壺春瓶更接近。
磁州窯的紋飾題材多取自民間日常生活中所見所聞，內容極富民間色彩。題材有花卉、飛禽、人物山水，其中花卉題材中以牡丹花為最多。北宋時期牡丹以折枝最具特色，其形式設計為牡丹花朵左右兩側有花葉襯托。西夏瓷器中90%紋飾為折枝牡丹，折枝花朵較大，左右兩側由花葉襯托，圖案構思與磁州窯基本相同，表現手法寫實性強，更顯形態逼真。（圖十五） 受定窯影響北宋磁州窯裝燒方法有多種，對於深腹碗、罐等圈足器或平底器，采用三*支釘、三足支墊墊燒，瓶、罐等高形器采用亞腰形支墊垛燒，有些精美細瓷采用壹匣壹器法燒造。淺式碗、盤則采用支圈或支墊壹匣多器仰燒。另外還發現有支頂碗（盤），是用來放在筒式匣缽最底部起支撐作用，即頂碗覆燒，此法可克服瓷器芒口的缺欠，內底雖有砂或壹周無釉現象，但優於芒口瓷亦比疊累正燒產量高。受磁州窯頂碗覆燒法的影響，河北、河南、山西等地很多窯口金代均采用此種方法燒造瓷器。靈武窯裝燒方法博采眾長，達八種之多。壹般碗、盤采用頂碗覆燒法燒造，罐、大盤類用支圈正燒法生產。精細白瓷碗、杯等則用壹匣壹器法燒造，瓶、甕等大型器用工字形支墊垛燒，小件碗、缽類采用芒口對燒。除此之外，還學習鄰近壹些窯口的搭燒法即在瓶、罐等器肩部刮掉壹圈釉，然後在上面扣壹件碗、缽類器，這種見縫插針的燒造法既合理利用空間又提高產量、節約燃料。
縱觀上述比較分析，不難看出西夏靈武窯早期發展階段，受北宋磁州窯制瓷工藝影響較深， 有些器形花紋、裝飾手法、裝燒方法相接近，說明兩窯口關系密切，有壹定的淵源關系。但西夏靈武窯中最具代表性典型器扁壺、四系或多系瓶、帳鉤、板瓦等是當時其它窯口所不見，由此可見，靈武窯的制瓷工匠在學習模仿名窯產品的同時，也註意將制瓷工藝與本民族文化相結合，創造出適合本地區本民族生活習俗的有代表性的新器形。並且在花紋的裝飾上大量使用開光，利用胎釉間的強烈反差突顯花紋立體效果，在開光外布滿斜道紋或水波紋，突出黨項民族與眾不同的獨特風格。因此，西夏瓷器是中國陶瓷百花園中最具地域特色和鮮明民族風格的壹枝奇葩。 西夏王國的黨項人，原本是散居在青海壹帶的拓跋氏後裔。據《舊唐書黨羌傳》載“唐初吐蕃強盛，拓跋氏漸為所逼，遂請內徙，始移其部落於慶州（今甘肅慶陽）”。內徙慶州後，與中原內地接觸機會增多，對黨項民族的封建化進程起了極大的推動作用，他們逐步開始半農半牧的新生活。與中原漢人及東北部契丹人相比，黨項人還是處於相對落後的狀態。黨項人不會耕作，更不會燒制瓷器，經濟文化相對落後的民族，何以在西夏時突然能夠建窯燒瓷？關於西夏瓷器的起源，只能借助歷史與考古資料加以分析推斷。對於這壹問題有學者推測認為“是西夏占領晉北沿黃河壹帶地區，時間雖短，在撤退時把河曲等窯場部分匠人掠走，以後發展了西夏制瓷手工業”。此話不無道理。因為在歷史上後進民族占領先進地區時，采取劫掠手段將先進民族的工匠擄走為其服務的事屢見不鮮。如活動在中國東北地區的契丹人，也是逐水草而棲的遊牧民族，公元916年建立契丹國（後稱大遼）。據遼史載，太祖阿保機曾“南攻燕薊……以所俘人戶散居潢水之北”“建臨潢縣”[ii]。後皇太子率王郁略地定州，俘虜甚眾[iii]。遼世宗時“以定州俘戶置弘政縣”[iv]。從中可看出，遼初契丹人曾數次進犯中原定州等地，每次均劫擄大批有技能的漢人工匠，歸其帳下，為其所屬，並將所俘漢人置新的州縣，使其從事農業或重操舊業。五代人胡嶠著《陷虜記》載“上京……西樓有邑屋市，肆交易，無錢而用布，有綾錦、諸工作、宦者、翰林、使術、教坊、角抵、僧尼、道士等，皆中國人而並、汾、幽、薊之人尤多”。被契丹人掠走的漢人中肯定有制瓷工匠，上述史書中雖未說明，但遼代早期建造的上京及後來中京附近的赤峰都發現有燒造遼瓷的窯址，遼墓中也曾大量出土遼瓷。考古與史料相互印證，契丹人劫擄漢人制瓷工匠已成不爭的事實。黨項人數次入侵北宋，有否劫擄有技能的漢人工匠，史無記載。毅宗諒祚時（公元1049—1067年）西夏開始變強盛，司馬光著《涑水記聞》中載：諒祚曾向北宋朝廷訖取“工人”，遭宋仁宗拒絕[v]。由此可推斷，黨項人入侵中原沒能向契丹人那樣擄走各種有技能的漢人。後來隨著其勢力強盛和對奢侈生活的追求，才想到向北宋朝廷索取技能工人為己服務。另外在西夏轄區內，考古調查均未發現西夏早中期的瓷窯遺址，說明西夏中期之前黨項人沒有建窯燒瓷。崇宗乾順時（公元1087—1139年）西夏與北宋戰爭減少，經濟得到較大發展。至仁宗仁孝（公元1139—1193年）時，西夏政治、經濟變得強大，為西夏鼎盛時期。此時遼被女真人建立的金所取代。公元1127年金滅北宋，占領淮河以北廣大地區。在北方金與西夏友好相處達80年，此時西夏人是否向金人訖取“工人”文獻無記載，但從寧夏靈武古瓷窯址的考古發掘中似乎能找到答案。據《寧夏靈武窯發掘報告》中出土瓷器可分五期。壹期時代為西夏中期偏晚，即崇宗晚期及仁宗前期。二期時代為西夏晚期，即割劇政權走向衰落後30年。三期為元代，四、五期更晚。因三期以後器物雖與弧⒍?謨諧邢?叵擔?奔渫磧諼饗模?飫鋝歡嗵浮N饗拇墑忌漳甏?繾諭砥諢蛉首誄跗赱vi]，即北宋剛剛滅亡，金人剛剛占領淮河以北之際，為了鞏固政權，金與西夏友好相處來往頻繁，其時是否派遣制瓷工匠北出塞外到銀川平原雖不得而知，但靈武窯壹期瓷器即是始燒起源期又是繁榮期，文化堆積厚，延續時間長，種類豐富，而且有些器物造型、花紋內容、裝飾手法、裝燒方法均能與磁州窯找出壹脈相承的內在聯系。開始建窯燒瓷初期產品種類之多、質量之好、成型燒造技術之成熟，如若沒有外來技術支持是難以想象的。因此從該窯始燒年代及制瓷技術分析應是在金初得到河北磁州窯系工匠們的技術支持，西夏瓷器才得以燒制成功。當然也不能排除中原壹帶的制瓷工匠們為躲避戰亂，舉家北遷到邊遠少數民族地區與之雜居，更何況古靈州（靈武窯附近）畢竟是西北地區要塞名城，政治、經濟比較發達，離古都長安不十分遙遠。由於其地處寧夏平原，地形平坦，飲水方便，加之這裏產煤，蘊藏有豐富的制瓷原料，壹旦條件成熟，瓷業便可立即如雨後春筍般蓬勃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