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壹個對品味的重視程度不亞於金錢的經濟體制中，皇帝雖然無疑是富裕的消費者，但是（在社會經濟活動中的重要性）也不得不讓位給講究品味的消費者——上流社會的鑒賞家們。皇帝很少會去搜集各種器物，而鑒賞家們則通過搜集器物來表達其文化中的至高元素：深思熟慮、美學洞察以及出眾品味。消費行為的兩種實現方式——招搖消費和高雅消費——彼此相互影響，不過基本上會各自產生在不同的社會領域中。因此，當朱元璋在南京裝飾他的宮殿時，該城市中壹個名叫曹昭的闊綽收藏家也在編寫了壹本關於收集名貴器物的指南。這本名為《格物要論》的書籍教導上流社會的讀者們如何甄別出值得收藏的器物以及如何欣賞這些器物，而不僅僅是被擁有它們的欲望所蒙蔽。皇帝本來不會對此感興趣的。不論消費行為是基於純粹的占有欲、還是基於深厚的文化積澱，都不可否認，消費行為所具有的強大刺激效應，激發了這壹時期藝術品及工藝品的蓬勃發展，從而誕生出被後世認為代表著“明朝”的文化產物。
摘自《掙紮的帝國——元與明》。作者：（加拿大）蒂莫西·布魯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