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泳先生在壹家舊書店購得壹冊詩詞抄本，其中錄有陳寅恪的作品。據說，《陳寅恪詩集》中的《阜昌》壹詩，見於抄本的標題為《題雙照樓集》。謝泳先生認為，這應該是“原題”，而“標題的改動有復雜的原因”（《萬象》第七卷第十二期）。
陳寅恪《阜昌》詩作於壹九四四年十二月，題下有小序：“甲申冬作時臥病成都存仁醫院。”據《吳宓日記》，陳寅恪於十二月十四日因眼疾住進存仁醫院，十七日，“寅恪口授其所作挽汪精衛（兆銘）詩，命宓錄之，以示公權。”日記隨後抄錄了全詩。
這應是《阜昌》的第壹個抄本，因為該詩作於住院期間，如果陳寅恪有手寫稿，大可直接拿給吳宓看。他似乎只是打好了腹稿，聽說吳宓將赴招待蕭公權的晚宴，便“口授”出來，讓其代為轉達。壹九四四年十壹月十日,汪精衛客死日本，壹時議論紛紛。作為歷史學家，陳寅恪對壹位已“蓋棺”的政治人物應該怎樣“定論”，自然會有自己的看法。他急於讓吳宓將詩抄示蕭公權，卻很是耐人尋味。蕭公權是專治中國政治思想史的，陳寅恪是要用他的見解，去影響壹位政治學家對汪精衛的評判嗎？
《阜昌》到底寫了些什麽呢？先來看看吳宓的抄本：
阜昌天子頗能詩，集選中州未肯遺。
阮瑀多才原不忝，褚淵遲死更堪悲。
千秋讀史心難論，壹局收枰勝屬誰。
事變無窮東海涸，冤禽公案有傳疑。
首聯有兩個夾註，“阜昌”後是：“劉豫為齊帝年號。”“集選中州未肯遺”後是：“元遺山選《中州集》，列入齊曹王劉豫詩。按豫曾為進士。”顯然，這是將汪精衛比作配合金兵入侵宋境、受金人冊封為齊帝的劉豫了。說元好問不因劉豫的政治行為，而抹煞他詩界的地位，表明了陳寅恪對待汪精衛的態度。
頷聯中的阮瑀和褚淵，也是指汪精衛。阮瑀即阮籍之父，建安七子之壹。據說他才思敏捷，落筆成章。為曹操謀士時，起草文書呈上，曹操提筆欲有改訂，竟發現不能增損壹字。汪精衛為孫中山草擬“總理遺囑”，孫中山也完全贊同，沒有壹字添改。褚淵是南朝人，曾在宋、齊兩朝為官，他與汪精衛的可比之處較多。其壹，那個有“面首三十”的山陰公主，得知褚淵貌美，讓皇帝將他賜給自己，百般引誘，褚淵卻能坐懷不亂；汪精衛也有“民國美男子”之譽，且從未有濫情的表現。其二，宋明帝臨終，封褚淵為中書令，托他與袁粲壹同協理國事，袁粲死節於宋，褚淵卻助蕭道成篡宋建齊，因此受世人唾棄；汪精衛的情形頗為類似。其三，褚淵任南齊司徒時，壹次乘車外出，閣道斷裂，掉入水中，有人嘲笑他為“落水三公”，“褚淵落水”便成了典故；汪精衛與日本人合作，當然是“落水”了。在這壹聯中，陳寅恪壹面肯定汪精衛的才華，壹面又為他未能早成烈士而最終“落水”感到可悲。
頸聯沒有用典。尾聯是借“精衛填海”的神話，暗喻現實。“東海”即東瀛，指日本；“冤禽”即精衛鳥，指汪精衛；“有傳疑”指當時關於汪精衛之死有種種傳聞。後兩聯的意思比較明顯，陳寅恪本著知人論世的史識，充分考慮到時局的復雜性。他對汪精衛不是簡單的譴責，更沒有壹味地去“妖魔化”，而是在諷喻的同時，又因憐惜其才而表示惋惜。在《陳寅恪詩集》裏，這後四句文字略有差異：
千秋讀史心難問，壹局收枰勝屬誰。
世變無窮東海涸，冤禽公案總傳疑。
“心難論”改成“心難問”，“事變”改成“世變”，“有傳疑”改成“總傳疑”，意思都更進壹層，復雜的心態愈加明顯。由此也可以肯定，吳宓抄錄的是初稿，後來，陳寅恪又作推敲，修訂成詩集中保留的樣子。
《吳宓日記》中的這首詩，原本沒有標題。《陳寅恪詩集》中題為“阜昌”，實際上是取首二字為題，相當於“無題”。兩相對照，前後是壹致的。陳寅恪會不會壹度將此詩的標題擬定為“題雙照樓集”呢？可能性不大。首先，汪精衛生前出版的有《汪精衛文存》、《汪精衛集》及《雙照樓詩詞稿》等，並沒有什麽《雙照樓集》，寫成“題雙照樓集”，至少有悖歷史學家的嚴謹。再說，此詩寫作的動機是“挽汪精衛”，並非是在幾乎雙目失明的狀態下，看了什麽書有感而作。也許，是傳抄者怕人讀不懂詩的內容，又不便直書汪精衛的名字，才像錢鐘書《題某氏集》那樣，給它按上壹個隱諱的標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