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現存文獻中輯錄已經散佚的文獻，以求完全或部分恢復散佚文獻原貌的古籍整理工作，簡稱輯佚。中國古代常用“鉤沈”壹詞指代輯佚工作。輯佚是古籍整理和研究的重要內容之壹。輯佚壹般可分為兩種情況：壹是原書尚存，但有短缺，從其他記載中輯錄補充；二是原書已佚，而在他書中尚有全書或片段保存，可據以鉤沈重現或輯錄復原。
古書在流傳過程中，由於受到天災人禍以及書籍本身的內容質量、傳播方式、載體性能等因素的影響，部分散佚，或者全部亡佚。中國西漢所編《漢書·藝文誌》中記載的書籍，用唐代所編《隋書·經籍誌》加以核對，已經亡佚了百分之六、七十，以後各代書籍亡佚失傳的情況與此相類，為了保存文獻，充實史料，輯佚工作便應運而生。
中國較早從事輯佚工作的是宋代的黃伯思（?～1118）和王應麟（1223～1296）。黃伯思曾從馬總《意林》及李善註鮑照《舞鶴賦》中輯出已佚的《相鶴經》。王應麟則有感於《易》學獨傳王弼，《尚書》只存《偽孔傳》，便從群書中輯出有關鄭玄《易註》、《書註》的資料編成《鄭氏周易》、《鄭氏尚書註》，他又感到四家之《詩》只有《毛傳》流傳，便從群書中采集有關其他三家詩說的資料，編成《三家詩考》。“嗣後好古之士，踵其成法，往往綴輯逸文，搜羅略遍。”（章學誠《校讎通義·補鄭》篇）南宋鄭樵在《通誌·校讎略》中寫有壹篇《 書有名亡實不亡說》，是最早提倡和研究輯佚理論與方法的文獻，標誌著輯佚學的發端。明代祁承?在《淡生堂藏書約》中補充了鄭樵的觀點。輯佚在清代最為興盛，成為專門的學術事業。有專輯某學科著作的，如余蕭客的《古經解鉤沈》30卷，輯存了唐代以前的群經訓詁；有專輯某書註解的，如臧庸的《爾雅漢註》3卷，輯存了漢代各家註釋《爾雅》的文字；有專輯某人著述的，如袁鈞的《鄭玄佚書》79卷，輯存了鄭玄的壹些著作。清乾隆年間編修《四庫全書》，從《永樂大典》中輯出已經亡佚的古代典籍 385種，4946卷。嘉慶、道光年間，出現了大規模輯集古代經、史、子、集四部佚書的宏舉，如馬國翰輯成經部書444種，史部書8種，子部書 178種***630種，印成《玉函山房輯佚書》。黃奭輯成“經解”86種，“道緯”56種，“子史鉤沈”74種，印成《漢字堂叢書》 （又名《黃氏逸書考》）。嚴可均的《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則廣泛收集唐代以前的文章，***得3519名作者的文獻746卷，分 15集印行。清代的輯佚實踐大大豐富了古籍的品類和種數。盡管如此，輯佚工作仍需要開展，不僅原有的古籍可以繼續作為輯佚的對象，古文獻的不斷出土和發現也為輯佚工作提供了方便條件。
開展輯佚工作需要根據目錄著作了解古書的存佚殘缺，需要通過辨偽來考證輯錄文獻的真假是非，需要通過版本和校勘來審訂所輯字句的異同多寡和是非得失。因此，輯佚工作需要運用目錄學、辨偽學、版本學和校勘學多方面的知識。用以輯佚的資源很多，主要有類書、總集、方誌、古註、金石以及新出土的古代文獻等。劉鹹炘在《輯佚書糾繆》中提出輯佚中“漏、濫、誤、陋”四大弊端：輯錄而不遍檢全書稱為漏；本非佚文而指鹿為馬稱為濫；不審時代，據誤本、俗本稱為誤；不辨體例，不考源流稱為陋。可見，輯佚工作需要有廣博的古典文獻的基礎知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