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90年代初她就已經是全國青聯常委，經常在高層會議上講述自己的觀點。“改革開放的速度非常快，在發達國家經歷現代化發展的過程中，普遍有壹個經驗，就是跟不上的人怎麽辦？跟不上的人群中，主要是來自於貧困家庭的青少年，當然有觀點認為他們不努力。掉隊的被甩出去的人群，是每個現代化國家必須面對的壹個現實。實際上，根據統計數字，這些人並不少，同齡人中，能獲得海外求學機會的人，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受教育的人，甚至在大城市路邊賣光碟的人，都有機會賺不少錢。同時，沒有機會的山溝裏的孩子數量非常大。按照社會發展規律的認知，社會發展，慈善也就會相應發展，在教育、信息、法律援助、醫療等方面給‘沒跟上的人’會更多。”這樣的話在90年代初的中國，很多人都無法理解，還有人因為她的臺灣籍詬病她的用意。“1984年我在國內看到的提供給聾啞、智力低下的孩子的學校和設施，還是近百年前1887年外國傳教士留下的那些。”
從1994年到2000年，陳雲英作為教育部特殊教育項目首席專家和負責人，帶領項目組成員，開始在西部地區做教育扶貧。“聯合國為8個國家提供了項目資金支持，中國就是我這個。”
陳雲英終於走到了中國最貧瘠的角落中去。現在，哪個省有幾個貧困縣她都了如指掌，甚至貧困縣的鄉名她都如數家珍。“寧夏有3個縣，固原是個試驗縣，我去的杜木橋鄉，我們要飛機轉火車轉汽車，路途就需要三四天。”每個月她都要下壹個縣或壹個鄉，待十幾天。“按照國務院在冊的11個省有貧困縣壹***100個，我們當時的豪情壯誌是走完這100個。”但6年不間斷下來，還是只走了幾十個。
“壹個縣裏沒有手語老師，盲童學盲文，老師卻不懂盲文，盲孩子用的是鐵針點字盤，他們在紙上紮很多小點，老師要背過來摸這些小點閱讀，才知道他們的功課做對了沒有。”陳雲英這6年裏都做的是“最微觀最細節”的事情，“城市的特殊學校有漂亮的珠子，孩子拿根繩來串1、2、3，串幾天學會了，再學4、5、6，有好看的積木來學形狀和顏色。貧困地區有更多腦部發育不足的孩子，教具、學具卻完全沒有，我們教老師們自己做，用瓶瓶罐罐，吃過冰棍的小木棒，老師把瓶蓋穿孔用鞋帶串起來，教弱智孩子數數。”不僅是殘疾兒童，還有孤兒、少數民族地區兒童等等群體，陳雲英帶去的教學光盤不能看，因為沒有電腦，沒有影碟播放機，沒有電視，甚至沒有電，他們於是帶了很多海報，自己上陣給老師們壹場壹場地講課。
每個縣只有15萬元經費，卻都花在了專家們的差旅費上，陳雲英覺得這樣下去依然沒法解決問題。“都是去了壹次就不能再去的地方，因為太深入太貧困了，而我們的時間精力太有限。”很多年裏陳雲英壹直被媒體稱作“偉大的教育家”，但她說，“真正偉大的不是我們，那些深山溝裏的代課老師，是中華民族教育的靈魂”。她自己壹開始下去，總是要和鄉村老師們對望著流眼淚，“民辦教師壹個月工資30多元還要打白條，我終究要離開，只有他們堅持下去，後來那麽多孩子才有希望。他們是連接那些弱勢的孩子命運的臍帶，沒有知識，就沒有辦法進城，何談索取更幸福的生活？”她說她每個月都在半哭的狀態下離開，“沒有人會把幸福端過來給妳，我說再見，心裏想，會不會再也沒有人找妳們，沒有人管妳們呢？”
因為這個難過的結，陳雲英在1999年申請了中國第壹個專門服務於這個人群的完全免費的公益網站——“中國特殊需要在線”，這個網站拿到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促進基礎教育”的經費。“下鄉那麽多年，人家問我，妳的結論是什麽？不可能再讓專家們，用人力戰術，跑到鄉下去現身教學。但是我們中國的信息技術已經如此發達，我們可以做壹個知識、信息的平臺給這個人群，把對他們有用的最尖端最高新的技術，比如醫學、心理學、教育學的方法，還有對他們切實有用的信息，比如提供就業、再教育、福利、社會保障、法律的渠道給他們。”
令陳雲英寬慰的是，到目前為止，中國專門服務於殘疾人或貧困人群的網站已經超過了1萬個。“我只是個書生，影響面沒有這麽大，這個網站是在我們中央教科所很多學生、專家義務工作下完成了，後來也做不下去，只掛那裏不更新，因為我們不會商業運營。第壹炮是我放的，但我不是壹個持久的成就者。”“政府給我們發工資，那人民就應該免費獲取知識。”學術機關如何為公眾服務？如何為人民服務？家電下鄉是企業為人民服務的具體實現，“知識界還需要自我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