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9年7月魯迅博物館所編三冊壹套的內部資料《魯迅手跡和藏書目錄》統計，魯迅收藏的中文線裝書計有946種，7704冊；中文平裝書***866種，1112冊；中文報刊353種，2069冊(頁)；俄文書86種，96冊；西文書778種1182冊；日文書995種1889冊；以上諸項合計起來，魯迅的藏書只有壹萬三千多冊，真是多乎哉，不多矣。
其實，魯迅先生也是不會自道“慚愧”的，因為他並無心亦無意更無財力當藏書家。他的藏書上，很少鈐印，偶有所鈐，也只有幾方“會稽周氏收藏”、“會稽周氏”、“周樹所藏”等,沒有那種藏書家常備常鈐的有齋號有姓名的堂而皇之的藏書印。他的藏書，壹在於對書有種深切的癡情，情之所至，盡力搜購；二在於他的藏書，全在於使用。正是出於這兩者，他並不講究宋刊元槧，據說，魯迅收藏的線裝書中，夠得上善本標準的也只有21種，更多的則是平常的版本。記得孫犁在文章中就說過，解放後他根據《魯迅日記》中的“書賬”，尋購魯迅所購之書，頗有收獲，就可見魯迅藏書的版本確是平常的。在魯迅看來，有余錢，能買到宋刊當然很好，沒有錢，買來其他版本無妨，只要文字準確無誤，也就行了。至於版本辨析,價值如何之類，那是藏書家的事，他並不很在意的。然而，即使平常的版本，在當時，也不易得。要得到，還得有毅力。魯迅《病後雜談》中講過他到嘉業堂買《安龍逸史》的艱難和無奈：“到嘉業堂去買書，可真難。我還記得，今年春天的壹個下午，好容易在愛文義路找著了，兩扇大鐵門，叩了幾下，門上開了壹個小方洞，裏面有中國門房，中國巡捕、白俄鏢師各壹位。巡捕問我來幹什麽的。我說買書。他說賬房出去了，沒有人管，明天再來罷。我告訴他我住得遠，可能給我等壹會呢？他說，不成！同時也堵住了那個小方洞。過了兩天，我又去了，改作上午，以為此時賬房也許不至於出去。但這回所得回答卻更其絕望，巡捕曰：書都沒有了！賣完了！不賣了……”
《安龍逸史》不是僻書，更非善本，但購置起來，也是其難如此。魯迅說：“我沒有第三次去買，因為實在回復的斬釘截鐵。現在所有的幾種，是托朋友輾轉買來的。”壹萬多冊自備的藏書，浸潤了魯迅多少心血，自不難想象。
雖然如此之難，書還是要買，因為事情還是要做。他的《中國小說史略》壹書，1923年12月和次年6月由北京大學第壹院新潮社出版了上下兩冊。在這部著作中，魯迅對中國小說的產生、發展以及社會意義、藝術價值，版本衍變等，均有精辟的論述，是我國小說史研究的開山之作，魯迅也因之堪稱研究中國小說的創始人。自初版始，到魯迅逝世的1936年10月，上海北新書局已印到最後修訂本的第11版，日本賽棱社、巖波書店亦印了增田涉的翻譯本。魯迅在給日譯者增田涉的信中欣慰地說：“聽到了拙著《中國小說史略》的日譯本《支那小說史》已經到了出版的機運，非常之高興。”然而，這本具有開創和奠基意義的著作，所據的小說史料的版本，如魯迅所說：“說起來也慚愧，我雖然草草編了壹本《小說史略》，而家無儲書，罕見舊刻，所用為資料的，幾乎都是翻刻本，新印本，甚而至於石印本。”在另壹處也說：“我的《中國小說史略》，是先前為了教書糊口，這才陸續編成的，當時限於經濟，所以搜集的書籍，都不是好本子。”
做這種學問，有“好本子”，當然再好不過，暫時沒有，學問也還得做。小米加步槍，大刀與長矛，也能打天下。魯迅不是“唯版本論者”，恰如“唯武器論”不可取壹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