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先生以明朝的萬歷十五年為橫斷面，剖開了中國的傳統社會：這個社會雖然表面上尊卑有序，實際上是亂糟糟的。書裏有這麽個例子：有壹天北京城裏哄傳說皇上要午朝了，所有的官員(這可是壹大群人)趕緊都趕到城市的中心，擠在壹起像個騾馬大集，把皇宮的正門堵了個嚴嚴實實，但這件事皇上自己都不知道，把他氣得要撒癔癥。假如哪天早上妳推門出去，看到外面樓道上擠滿了人，都說是妳找來的，但妳自己不知道有這麽回事，妳也要冒火，何況是皇上。他老人家壹怒之下罰了大家的俸銀──這也沒有什麽，反正大家都有外快。再比方說，中國當時軍隊很多，機構重疊，當官的很威武，當兵的也不少，手裏也都有家夥，但都是些廢物。極少數的倭寇登了陸，就能席卷半個中國。黃先生從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各個方面來考察，到處都是亂糟糟；偏偏明朝理學盛行，很會擺排場，高調也唱得很好。用儒學的標準來看，萬歷年間不能說是初級階段，得說是高級階段，但國家的事辦得卻是最不好，要不然也不會被區區幾個八旗兵亡掉。由此得出壹個結論說，僅靠儒家的思想管理壹個國家是不夠的，還得有點別的；中國必須從壹個靠尊卑有序來管理的國家，過渡到靠數目字來管理的國家。
我不是要和黃先生扳杠，若說中國用數字來管理就會有前途，這個想法未免太過天真──數數誰不會呢。大躍進時畝產三十萬斤糧，這不是數目字嗎？用這種數字來管理，比沒有數字更糟，這是因為數字可以是假的，尤其是阿拉伯數字，在後面添起0來太方便，讓人看了打怵。萬歷年間的人不識數嗎？既知用原則去管理社會不行，為什麽不用數字來管？
黃先生又說，中國儒家的原則本意是善良的，很可以作道德的根基，但在治理國家時，宗旨的善良不能彌補制度的粗疏。這話我相信後半句，不信前半句。我有個例子可以證明它行不通。這例子的主要人物是我的嶽母，壹個極慈愛的老太太。次要人物是我：我是我丈母娘的女婿，用老話來說，我是她老人家的“半子”──當然不是下圍棋時說的半個子，是指半個兒子──她對我有權威，我對她有感情，這是不言而喻的。我家的衛生間沒有掛鏡子，因為是水泥墻，釘不進釘子。有壹天老太太到我們家來，拿來了壹面鏡子和壹根釘子，說道：拿錘子來，妳把釘子釘進墻裏，把鏡子掛上。我壹看這釘子，又粗又鈍。除非用射釘槍來發射，決釘不進墻裏──實際上這就是這釘子的正確用途。細心考慮了壹下，我對嶽母解釋道：媽，妳看這水泥，又硬又脆，差不多和玻璃壹樣。我呢，您是知道的，不是壹支射釘槍，肯定不能把它壹下打進墻裏，要打很多下，水泥還能不碎嗎？結果肯定是把墻鑿個坑，釘子也釘不上──我說得夠清楚的了吧？老太太聽了瞪我壹眼道：我給妳買了釘子，又這麽大老遠給妳送來，妳連試都不試？我當然無話可說。過了壹會兒，地上落滿了水泥碎塊，墻上出現了很多淺坑。老太太滿意了，說道：不釘了，去吃飯。結果是我家浴室的墻就此變了麻子，成了感情和權威的犧牲品。過些時候，遇到我的大舅子，才知道他家衛生間也是水泥墻，上面也有很多坑，也是用鈍釘子釘出來的；他不願毀壞自己的墻，但更不願傷害老太太的感情。按儒家的標準，我嶽母對待我們符合仁的要求，我們對待我嶽母也符合仁的標準，結果在墻上打了些窟窿。假設她連我的PC機也管起來，這東西肯定是在破爛市上也賣不出去，我連吃飯的家夥都沒有了。善良要建立在真實的基礎上，所以讓我去選擇道德的根基，我願選實事求是
我說《萬歷十五年》是本好書，但又這樣雞蛋裏挑骨頭式的找它的毛病。這是因為此書不會因我的歪批而貶值，它的好處是顯而易見的。它是壹面鏡子，照見了我們的前輩──古時候的讀書人，或者叫作儒生們──是怎樣作人做事的。古往今來的讀書人，從經典裏學到了壹些粗淺的原則，覺得自己懂了春秋大義，站出來管理國家，妄斷天下的是非屈直，結果把壹切都管得壹團糟。大明帝國是他們交的學費，大清帝國又是他們交的學費。老百姓說：罐子裏養王八，養也養不大。儒學的罐子裏長不出現代國家來。萬歷十五年是今日之鑒，尤其是人文知識分子之鑒，我希望他們讀過此書之後，收拾起胸中的狂妄之氣，在書齋裏發現粗淺原則的熱情會有所降低，把這些原則套在國家頭上的熱情也會降低。少了壹些造罐子的，大家的日子就會好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