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我的前半生》（灰皮本）書前《出版說明》即知此書另有隱衷：“愛新覺羅·溥儀在蘇聯羈押期間，就曾給蘇聯內務部門寫過‘陳述書’，敘述自己壹生的經歷。1950年他從蘇聯被押送回國後，在撫順戰犯管理所的指令下，不止壹次地撰寫自傳，揭露自己和檢舉日寇及偽滿政權的種種罪行。時間大約在1951年至1954年之間。這是孕育《我的前半生》的階段。”這裏所說當然不是後來寫作成書拿來出版的末代皇帝之著作，只應當作檢討交代材料而已，這樣的東西在那個年代多如牛毛，無須驚怪，然而接下來的說明就有新的發展：“受日本戰犯撰寫懺悔錄總結前半生的啟發，撫順戰犯管理所認為，日本戰犯自覺地揭露侵華的殘暴罪行，是促進他們加強改造的好辦法，就讓偽滿戰犯都來效仿，寫寫自己的前半生。偽滿戰犯都寫了，題目都叫做‘我的前半生’。在所方的反復教育下，溥儀於1957年下半年起，開始撰寫《我的前半生》，歷時壹年半左右。在這個過程中，所方領導親自審閱書稿，幫助他推敲和修改。由於溥儀寫作能力較差，所方就指令溥傑幫助他寫，還讓許多偽滿大臣、將官為他提供偽滿時期的材料；又從遼寧圖書館借來壹些圖書，包括許多演義小說，如《清宮十三朝演義》等稗官野史，供其參考。成稿後由戰犯自刻蠟版，印出油印本。於是就產生了搖籃時期的《我的前半生》。”
溥儀初寫此書還是個被關押改造的戰犯，他的求生欲望特別強，正像他的壹首打油詩所寫“自由誠可貴，面子價更高，若為性命故，二者皆可拋”。活著成為最高價值，為了求生何者不能為？因而，作為“認罪材料”的《我的前半生》就不能不表現出強烈的“犯人求生心態”。這與鐵窗之外、沒有壓力的自由寫作是完全不同的。因此，就讓我們很難分清書中所寫哪些是溥儀真正的思想轉變，哪些是為了取悅於監獄管理人員、取悅於社會主流、並不壹定反映自己真正的思想認識的東西。毛澤東批評此書時說“書中檢討的部分太多”，“把自己說的太壞”，他說的也就是這種“犯人心態”。
例如如何認識他在宮中時教他英語的英國師傅莊士敦。我們從莊士敦的《紫禁城的黃昏》和後來溥儀對莊士敦為人和事跡敘述中可見他對這位“洋師傅”是有好感的。可是這壹節的題目就是“莊士敦和我崇拜帝國主義思想”，文中把他說成是“英帝國主義者派來的特務”、“祖國人民的敵人”。其實，當年溥儀作為青年人（只十六七歲），厭倦清宮腐朽沒落、死氣沈沈的生活，厭惡宮中的禮制，平時連到大街上走壹走、看壹看的自由都沒有，他向往擺脫這種專制的桎梏，逃離皇宮，到歐洲去旅行、遊學，怎麽就叫“崇拜帝國主義”呢？這與那個時代凡是有官方背景的外國人必是該國“間諜”“特務”的主流輿論有關。另外，關於胡適見溥儀的過程，“灰皮本”介紹起因、過程與結果都與實際不符，其中有謊言，更多的是荒唐的分析。
關於起因，溥儀說自己只是新裝了電話“好奇”，“只是想看壹看這位胡適之博士究竟是個什麽樣的人而已”。實際上這件事在當年胡適日記（參見《胡適日記》1922年5月、6月）和溥儀寫給胡適的信中都有記錄，溥儀的“回憶”是靠不住的。
不過，溥儀《我的前半生》的寫就，獲得了特赦令。寫於2010年10月的《出版說明》雲：“黨中央、毛主席在這部書稿完成後不久，便代表全國人民，決定寬大特赦他；進而給他安排適當工作，為他提供服務於社會主義新中國建設的機會；並在他的工作實踐中，繼續教育改造他。雙方都是言必行、行必果，恪守著各自的承諾。”這由此可知溥儀因為這本著名的《我的前半生》而獲得了特赦。
《我的前半生》不同版本之間的差別及其演變，以及差別之後所隱藏的文化背景和社會背景，對研究當代史的學者是非常重要的，“灰皮本”在其中有其獨特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