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梅戲前身即采茶調、采子、黃梅調等，後稱黃梅戲。起源於黃梅縣多雲山區、太白湖畔的樵歌畈腔采茶調，形成於清道光年間，流播於長江中下遊的湖北、安徽、江西、江蘇等省周邊的廣袤區域。邢繡娘、余海先等壹批先輩藝術家為黃梅戲的形成、發展和流播作出過傑出的貢獻。[6]
黃梅地處長江北岸，舊時大部分地勢低於江岸，有“江行屋上，民處泊中”之說，自然災害頻繁，水災更為突出。從明洪武十年（1377年）到1938年，黃梅縣發生特大自然災害103次，其中水災65次，平均6年壹次大災害。水災連年不斷，清乾隆、道光年間最為突出，僅乾隆年間乾隆皇帝禦批的特大水災就有12次，《聖諭》至今仍收藏在北京故宮博物院。頻繁的災害，迫使黃梅人紛紛學唱黃梅戲，以適應災年逃水荒、打連廂、唱道情行乞他鄉求生存的需要。這就大大促進了黃梅戲由山區向江湖平原地區的發展，向鄂贛皖毗鄰地區的輻射。[7]
約從清乾隆末期到辛亥革命前後為黃梅戲發展的早期。黃梅戲原名“黃梅調”或“采茶戲”，是十八世紀後期在皖、鄂、贛三省毗鄰地區形成的壹種民間小戲。其中壹支逐漸東移到安徽省懷寧縣為中心的安慶地區，被稱為“懷腔”或“懷調”。這就是今日黃梅戲的前身。黃梅戲從起源到發展經歷了獨角戲、三小戲、三打七唱、管弦樂伴奏4個歷史階段。前3個階段均在湖北黃梅完成，為黃梅戲大劇種的最後形成提供了充分的先決條件。從清康熙、乾隆到光緒年間，是“三打七唱”形成和發展的重要歷史階段。這個階段全面實踐了傳統劇目、唱腔、表演藝術積累和劇種的廣泛傳播，期間傳統劇目非常豐富，藝人能演出的本戲、小戲有200多本，俗稱“大本三十六、小曲七十二”。其中，不少是取材於黃梅的真人真事，如《告經承》《告壩費》《大辭店》《過界嶺》等。 在劇目方面，號稱“大戲三十六本，小戲七十二折”。大戲主要表現的是當時人民對階級壓迫、貧富懸殊的現實不滿和對自由美好生活的向往。如《蕎麥記》、《告糧官》、《天仙配》等。小戲大都表現的是農村勞動者的生活片段，如《點大麥》、《紡棉紗》、《賣鬥籮》。[5]
產生和流傳到皖、鄂、贛三省間的黃梅采茶調、江西調、桐城調、鳳陽歌，受當地戲曲（青陽腔、徽調）演出的影響，與蓮湘、高蹺、旱船等民間藝術形成結合，逐漸形成了壹些小戲。進壹步發展，又從壹種叫“羅漢樁”的曲藝形式和青陽腔與徽調吸收了演出內容與表現形式，於是產生了故事完整的本戲。從小戲到本戲還有壹種過渡形式，老藝人稱之為“串戲”。所謂“串戲”就是各自獨立而又彼此關連著的壹組小戲，有的以事“串”，有的則以人“串”。“串戲”的情節比小戲豐富，出場的人物也突破了小醜、小旦、小生的三小範圍。其中壹些年齡大的人物需要用正旦、老生、老醜來扮演。這就為本戲的產生創造了條件。民國九年（1920年）的《宿松縣誌》上記載有“邑境西南，與黃梅接壤，梅俗好演采茶小戲，亦稱黃梅戲。”第壹次提出“黃梅戲”這個名稱。[5]
黃梅戲發源於黃梅，發展於安徽，尤其是上世紀50年代，安徽省黃梅戲劇團將黃梅傳統劇目《董永賣身》改編成《天仙配》搬上銀幕後，黃梅戲享譽海內外，成為全國“五大劇種之壹”。1920年的安徽《宿松縣誌》上記載有“邑境西南，與黃梅接壤，梅俗好演采茶小戲，亦稱黃梅戲。”《中國戲曲曲藝詞典》黃梅戲條目為：“黃梅戲，戲曲劇種。舊稱‘黃梅調’。流行於安徽及江西、湖北部分地區，源於湖北黃梅壹帶的采茶歌。”1959年，由安徽省文化局編、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安徽戲曲選集》序中寫道：“黃梅戲源於湖北黃梅縣的采茶歌，清道光以後流入安慶地區。”中國戲曲史家、戲曲理論家周貽白在《中國戲曲史發展綱要》中說：“黃梅戲，源自湖北黃梅縣采茶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