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忱托名“古宋遺民”作《水滸後傳》，說作者在山河破碎之際，“窮愁潦倒，滿眼牢騷，胸中塊壘，無酒可澆，故借此殘局而著成之”（《水滸後傳序》），無疑是自道他作此小說是借以抒憤寫心的。《水滸後傳》依據原書的結局，敘寫梁山英雄中剩存的李俊、燕青等31人再度起義，由反抗貪官汙吏，轉為反抗入侵的金兵，懲治禍國通敵的奸臣、叛將，燕青在金兵占領的地區救助被擄的民眾，去金營探視做了階下囚的宋徽宗，全夥救出被金兵圍困的宋高宗，保護他奠都臨安，種種情節都寄托了陳忱的亡國之恨和關心國事的無限心曲。書中寫李俊起義於太湖，繼而開拓海島，最後全夥聚集海上，建基立業，更明顯地是由鄭成功、張煌言擁兵海上抗清的實事而生發的小說情節，個中也反映著當時江南遺民們寄恢復希望於海上和堅決不臣服異族王朝的普遍心態。
這種借續書抒憤寫心的作法，壹般難於在藝術上獲得較大的成功。《水滸後傳》也未能完全擺脫這種常規。造出李俊等人在海上建基立業的情節，雖然寄托遙深，卻缺乏內在的生活血肉，特別是最後以島國中眾多功臣成婚，“賦詩演戲大團圓”作結，更是落入了俗套。但是，陳忱是壹位有詩文素養的文士，在小說敘事方面也表現出壹些新特點。《水滸後傳》是續《水滸傳》之書，也屬於英雄傳奇壹類，但敘事模式發生了變化，人物、情節沒有了同類小說的那種傳奇色彩，而趨向尋常生活化，抒情寫意性增強了。如第二十四回燕青探視被俘的宋徽宗，獻青子黃柑壹節，沒有突出寫燕青身履險境的智勇，主要是寫了燕青和成了階下囚的老皇帝的十分動情的對話，似極平淡，卻意蘊深沈，表露著較濃郁的感傷情緒。書中寫人物活動往往加進幾筆景物描寫，如第九回寫李俊太湖賞雪，第十四回寫戴宗泰山觀日出，第三十八回寫燕青、柴進登吳山俯瞰臨安景象，月夜遊西湖等，都是就實地實景寫生，真切、自然，造成情景交融的藝術境界。有些地方還進而由之引出人物的感慨、議論，如寫燕青、柴進在吳山看四周景物，山川秀麗，宮闕參差，城內街市繁榮，柴進感嘆說：“可惜錦繡江山，只剩得東南半壁！家鄉何處？祖宗墳墓遠隔風煙。如今看起來，趙家的宗室，比柴家的子孫也差不多了。對此茫茫，只多得今日壹番嘆息！”這種借小說人物抒情寫意的筆法，也就使小說帶有了幾分抒情寫意性。這無疑是通俗小說文人化帶來的新的藝術素質。
《水滸後傳》雖謂《水滸傳》續書，實際與當代歷史的關系極為密切。此書最初付梓於康熙三年（1664），其寫作年代當在順治、康熙之交。當時清王朝對全國的統治已基本確立，但南明桂王、韓王的政權尚系於奄奄壹息中，各地民間的反抗浪潮猶此起彼伏，海外鄭成功占據臺灣，也是反清的重要基地。與此對應，《水滸後傳》的背景，是金兵南侵、宋室危殆；李俊等人鬥爭的對象，起初是地方上的貪官汙吏，但自十四回以後，即轉為高俅、童貫、蔡京父子、楊戩等賣國權奸和金兵；李俊等雖在海外立國，卻接受了南宋王朝的敕封，表現出濃重的皇權意識。
如前所言，《水滸傳》雖以“忠義”為必要的前提，但小說中的人物並不完全受這種道德前提的約束，而常常顯示出自由豪放的個性和對世俗幸福的追求。《水滸後傳》在某些方面繼承了《水滸傳》的主題，但中心則偏向於表現作者的民族意識。在這種主觀意向的作用下，小說中的人物形象，作為“忠臣義士”的壹面被強化了，對生活中人物性格的復雜多樣性未免有所忽視，這妨礙了小說的成就。但作者的藝術修養還是比較高的，作為壹部獨創的小說，它的故事結構相當完整；語言雖比不上《水滸傳》那樣生氣勃勃，卻也流暢生動。而作者作為“亡國孤臣”的悲憤心情，也常常流露在小說的敘事過程中，使讀者受到感動。總括來說，《水滸後傳》是壹部獨立性很強的小說，和壹般“續書”的價值是不壹樣的。
《水滸後傳》的故事同傳統戲曲、曲藝的取材也有比較密切的聯系，京戲《打漁殺家》（慶頂珠）就是來源於《水滸後傳》故事，劇中的蕭恩（阮小七）和女兒反抗漁霸和官府，重新反抗的故事，頗為精彩.《水滸後傳》的人物花逢春（花榮之子）的故事，在戲曲《艷陽樓》得到了進壹步發展。此書還被改編為連環畫，還有簡本，作為青少年的普及讀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