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梁啟超認為佛教對中國文學有五大影響:
(壹)普通話精華的擴充:由於佛經的翻譯，中國的詞匯量增加了35000多個。
(2)語法和文體的變化:佛經疏註研究是我國首次出現有組織的解剖文體。禪宗語錄是中國文學的壹大革命。
(3)文學趣味的發展:我們的現代純文學，如小說、歌曲等，都與佛經翻譯密切相關。《孔雀東南飛》、《水藍詞》等敘事長詩的出現，很可能是受東晉時法界大師翻譯A?vagho?a's《贊佛》的影響。大乘經典以波瀾壯闊的文學波瀾，詮釋了精妙的教義，提升了國人的想象力，革新了國人的闡釋寫作，對宋元以後的張輝小說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4)音樂劇的傳入:中國最早的音樂劇——跳頭(又名坡頭)，據近距離考證，出自南天竺附近的豆豆國。
(5)仿字母:隨著佛教的輸入，梵文也進來了。在中國，高僧們模仿梵文字母用漢字削音，於是有了唐代的禦寒、“見溪而奇”等36個字母。
第二，胡適認為佛教的輸入對中國有三大影響:
(1)佛學大師以平實、樸素的白話文翻譯佛經，卻求通俗易懂，不加修飾，形成白話文體，佛寺成為白話文和白話詩的重要發源地。
(2)佛教文學最富想象力，對缺乏想象力的中國文學有很大的解放作用。中國的浪漫主義作品，如西遊記小說，都是印度文學的產物。
(3)印度文學非常重視形式的布局和結構。《普瑤經》《頌佛》《佛經》都是偉大的長篇。‘靠經典’的範疇是小說；《維摩詰經》和《李芑梵天文婧》是半小說半戲劇作品。這些佛經的輸入直接或間接地促進了後世彈詞、評話、小說、戲劇的發展，佛經散文與詩歌的混用也影響了中國後來的文學體裁。
就‘文學’而言，我們寫很多書就夠了。之所以不怕長篇大論地引用，是希望大家能提高警惕，多關註佛教。佛教絕不是普通的宗教。無論從生活的任何角度，佛教都與我們有著密切的關系，尤其是它對中國文化的貢獻。[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