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三四月間，董健吾去西安會見斯諾。在逗留期間，張學良多次邀他去府上做客。每次去，張學良和趙四小姐都十分熱情，設家宴款待，還壹同打麻將。
張學良夫婦十分喜愛收藏古玩，有壹次，董健吾見趙四小姐不慎失手摔壞了幾件明代的瓷器，痛心得連飯也吃不下。董健吾心中暗想，若有機會搞到好的古代瓷器作為禮物送給他們，可以略表心意，以答謝張學良將軍借用專機和盛情款待。不久，董健吾便在西安城裏找到壹位過去與“松柏齋”有過生意往來的朋友，看到他珍藏壹套24件小型鍍釉彩瓷，色質細膩、人物各異、栩栩如生、十分精致，確屬明代珍品。董健吾與這位朋友促膝長談，終於感動了他，將這套瓷器低價買下送給了趙四小姐。張學良夫婦見後愛不釋手，壹定要贈以重金，但他堅持分文不收。
後來，董健吾要回上海，張學良設家宴為他餞行。席間，張學良問董健吾對他有何要求。董健吾說：“妳能在停止內戰、壹致抗日上作出貢獻，我願足矣！”張點頭稱是，但張還是不肯罷休，壹定要董健吾說出他私人有啥要求。這下董健吾才弄清真意，原來仍是為答謝贈送那套瓷器之事，便再三推辭，張學良還是執意不允。正在這時，董健吾突然想起寄養在自己家裏的岸英、岸青生活那麽苦，又不能上學，長此下去總不好。便說：“我有三個孩子，兩個是歸我撫養的革命子弟，壹個是我的兒子，如果張將軍能送他們出國赴蘇聯讀書，那麽將來學成回國也可為國家出力。”張學良略壹思索，面露笑容，表示應允。
當時，董健吾對此並不存奢望。不料回上海不到兩個月，張學良也到了上海。張給董健吾打電話說：他這次來上海除有公事外，還要了卻壹件私事，履行他在西安的諾言，約董健吾第二天上午去哥倫比亞路(現番禺路)的壹家法國酒吧見面。董健吾聽罷甚感突然，此事非同小可，不敢擅自決定，便馬上向上海黨組織作了匯報，組織上隨即同意岸英、岸青、壽琪三個孩子赴蘇。見面後，張學良說：“現在有我的部下李杜將軍等人要經過法國進入蘇聯，而後繞道至中蘇邊界，準備組織在那裏的東北抗日義勇軍回國抗日。乘這個機會，我決定履行在西安時對妳的諾言，讓他們帶妳的三個孩子出國到蘇聯。”張學良又隨手交給董健吾壹張10萬法郎的支票，並要他立即與李杜聯系，作好孩子出國的準備。隨後，董健吾和同去的地下黨負責人老李就登上張將軍的汽車，由張駕車把他倆送到法國公園門口下車。時間大約在1936年5月間。
沒過幾天，董健吾同李杜接上了關系。岸英、岸青、壽琪很快就被轉移到法租界寶建路 (今寶慶路)李杜將軍的住所。1936年7月，李杜化名王元華，以商人身份通過多種渠道辦理了出國護照，帶著三個孩子登上壹艘豪華的法國郵船前往法國馬賽，在那裏乘火車到達巴黎。在巴黎等了半年，當時蘇聯對入境控制極嚴，除同意岸英、岸青入境外，其余均不準入境。於是其余人返回上海。 壽琪兄：知道妳這個分別16年(應是14年)的老友的下落，心裏真有說不出的高興。又知道妳已經參加了新中國的建設事業，那就更好了。可惜岸英不在，他知道了同樣會高興的。回想起我們在土海的情景，好像就在眼前。在白色恐怖的上海，在我們最困難的時候，蒙董伯伯和妳們全家對我們的照顧，我和岸英至今不能忘懷，並且十分感激的。與妳在巴黎壹別，我和岸英去蘇聯後，就進入國際教養院讀書，後來岸英進大學，我中學末畢業。在蘇聯10多年生活過得還是好的，回國以後連中國字都不大會寫，現在慢慢在學。岸英回國後就進入勞動大學。在黨的培養教育下，使我懂得了壹些革命道理，要解放全中國，還要解放全人類，只有把自己畢生的精力貢獻給偉大的***產主義理想，才會有個人的前途。我學馬列著作學得不好，妳在上海學習和工作的條件比較好，希望努辦學點馬列著作，提高階級覺悟，更好地為人民服務，寫下這點與妳***勉之。希望妳常給來信。此祝近好! 弟岸青草上 1950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