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種價值取向下，個體在其所遵守的法律下的行為將是真正自由的(只要其選擇符合倫理)，而不必面對傳統倫理與現代法律面前角色沖突所帶來的選擇壓力。如果法律制度的理性約束輕視或忽視了道德的約束作用，傳統道德在作為硬約束的法律面前就會因其軟約束性質而被削弱，其結果就是道德水平和道德感的下降。在社會中，“社會人”將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經濟人社會”。在這個社會裏，將會是壹種“霍布斯式的叢林”生活。與此同時，為了限制人們的機會主義行為，法律不斷衍生，成為日益邪惡的工具。
更重要的是，中國傳統的推己及人的道德觀念(即“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將有助於建立尊重對方權利的道德意識，因為推己及人的自我的擴展，正如費孝通在《鄉土中國》中所說，“在擴展自我時，別人首先要承認對方與自己具有相同的性質。”作為壹種非正式的制度或規則，傳統的、習慣的道德與斯密的“看不見的手”起著同樣的作用。協調、規範和約束中國人的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