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性戀在先秦時期普遍存在，但百家爭鳴壹般很少關註這壹社會現象，它指的是普通社會成員中壹般意義上的同性戀，很少發表評論。這說明他們把同性戀放在社會問題的最後，認為人們只需要對反應性進行自發的調節，而不需要用系統深刻的理論去研究和制定規範。……儒家是道德論和政治論的結合體，而儒家不講陽剛之氣，實際上意味著同性戀在整個道德體系中是無關緊要的，無足輕重的。(張在洲《曖昧的歷程》)
而且，不僅正統的思想家不談同性戀，房間裏專門討論性問題的經典也不談。但是，並不代表中國古人沒有談同性戀。在中國古代筆記小說中，我們可以看到很多關於同性戀的評論，但大多是譴責和否定的。如明代作品《石寶刀》、清代小說《無聲戲》、《野酸露話》等。還有壹些其他的聲音，比如明代的小說《新刻文章》。
不過，中國古代雖然反對同性戀，但基本上是把它當成個人道德修養問題，很少把它當成犯罪。歷史上，宋、明、清都有禁止同性戀的法律規定，但不僅處罰很輕，而且實際上很少執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