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中國人來說，中國皇帝服從荷蘭的命運，而中國是“中央之國”，是“受孔孟禮樂教化，周邊是“蠻夷，不知禮義”。但從歷史現實來看，“夷夏”作為壹個文化概念的對立既是絕對的，也是相對的。絕對是因為中華文化的主導地位永遠無法改變，因為中原文化在歷史上壹直處於主導地位，這是任何力量都改變不了的。雖然孟子個人的偏見是“我聽說過夏變易的，沒聽說過夏變易的”，但也是不幸的。“壹夏”模式在不同時代有不同的表現。強烈的主體意識使中國文化在發展中適應了不同文化、不同時代的挑戰，始終保持了不間斷的連續性和穩定性，以中國文化為主導的“四易”融合的過程壹直在繼續。相對是因為在這個過程中，中國文化在“由夏變夏”的對立中，對異質文化表現出了適度的開放和包容，能夠以“由夏變夏”的方式發展壯大。這無疑對中國文化和政治的統壹和發展具有強大的凝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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