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斯貝爾斯認為，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尤其是公元前600年至公元前前300年，是人類文明的“軸心時代”。文化史家借用了這個概念，把春秋戰國時期稱為中國文化的“軸心時代”。
在中國的軸心時代，形成了中國文化特有的依附基因和作為思想家的世俗化胎記。但春秋戰國時期的哲人，依然是中國軸心時代的理性精神景觀。
古典精神，只有在春秋戰國時期，在先秦諸子中，才顯示出強大的生命力，具有改造世界的能力。正如卡爾·雅斯貝爾斯所說，那是人類文明的軸心期。理性的太陽同時照亮了東方和西方。希臘哲學家和先秦哲學家比鄰而居，人類沒有比這更壯麗的時期了。
關於歷史意識:
在軸心時代，人類理性的覺醒始於歷史意識的覺醒，表現為人類對時間的自覺或理性認識。人們發現了記錄歷史的意義，人類可以按照自己的時間順序積累經驗和智慧。
追根溯源，歷史意識的覺醒要從荷馬和周公說起。希臘有荷馬史詩，荷馬是吟遊詩人，用說唱的方式講述古希臘的起源和歷史，希臘城邦制度誕生於“史詩”的搖籃。
周公也有壹部《詩史》，裏面誕生了西周的封建制度。《詩史》是西周時期的“祭祖之歌”。簡而言之，西周人在贊美祖先的同時，總結了祖先的歷史經驗。總之，無論是史詩還是詩歌史，都意識到人類活動在時間上的軌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