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的“天下觀”無疑也包含著強烈的中心與邊緣意識。按照傳統的“天下觀”，“中國”是“四夷”圍繞的唯壹文明之地，而“四夷”、“蠻方”在當時中國人的觀念裏，是很遠且不必十分理會的所在，所以“中國”也就代表整個天下。當然，春秋戰國以後，隨著生產和商業的發展，各諸侯開疆辟土，把“中國”越推越遠，“天下”也越放越大，人們的地理知識不斷增長，知道在以“中國”(中原)為代表的“海內”之外，還有“海外”存在，從而不再將自己視為唯壹的文明之地。但中國人的“天下觀”除了對“天下”作更加具體化的認識外(如“九州”就有了具體的所指)，對“海外”則缺乏興趣。比如，戰國後期曾產生過以鄒衍“大九州”說為代表的新的天下觀，“以為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壹分居其壹耳。中國名日‘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為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稗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壹區中者，乃為壹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不過，這種依據海外交通和地理知識並加上想象而建立的天下觀，從未成為中國文化中的主流。
中國傳統天下觀對天下的這種理解無疑有著虛幻的成分，但堅定的“普天之下”的疆域理念對中國歷史卻有著不可忽視的深遠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