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理論方面看，白居易繼承儒家“比興美刺”的詩論傳統，提出“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主張，在“美刺”中突出了“刺”，強調了詩歌批評政治社會的功能。與之相應，他認為詩歌應寫得“辭質而徑，言直而切，事核而實，體順而肆”。這種主張，對他“淺切”詩風的形成固然有決定性的積極的影響，同時卻也給他的詩歌創作帶來了嚴重的局限。他過分強調詩歌創作要“合於時”——“俾補時闕”，把為封建統治服務視為詩歌的唯壹功能，而往往忽視了詩歌多方面反映現實人生、抒寫個人感情的作用；他過分強調“事核而實”，而往往把藝術真實同生活真實混合起來；他過分強調“質直”、“順肆”，而往往否定了詩歌藝術風格、藝術手法的多樣性。這些認識上的局限，在他對自屈原迄於李白的浪漫主義詩歌傳統所作的否定性評價中反映得最為突出。因此，我們說，審視白居易的創作理論，同樣是有“得”有“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