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改革對西方社會轉型和近代歐洲政治、經濟、文化格局變遷的歷史影響，是壹個具有重大意義的理論問題，涉及西歐資本主義發生、發展和現代化的歷史前提。歐洲現代化進程中的壹系列重大變革，如現代民族國家的形成和發展、資本主義經濟的成長、信仰自由的創造和寬容精神的出現，以及最初幾次意義重大的政治革命(荷蘭革命和英國革命)，都與宗教改革密切相關。宗教改革不僅成為歐洲中世紀文化與現代文化的歷史分水嶺，也是南北歐綜合實力對比發生根本性逆轉的關鍵原因。
宗教改革最重要的文化意義在於，它克服了中世紀基督教造成的靈魂與肉體、天地、理想與現實的二元對立，以及這種對立所導致的虛假信仰和虛偽道德，將基督教的宗教理想與普通的現實生活和諧地統壹起來——路德教將神性與人性融為壹體，使人的精神獲得了自由；安力甘宗將神與凱撒融為壹體，國家利益至上。加爾文主義將宗教生活與世俗生活結合在壹起，使日常工作變得神聖。正是因為宗教改革改變了世俗生活與宗教生活的對立關系，17世紀以後新興的宗教與世俗世界觀才得以在科學與宗教、知識與信仰、經驗理性與神學規範之間尋求和解。
16世紀的宗教改革在17世紀產生了兩個重要的文化後果，壹個是威斯特伐利亞和約，另壹個是自然神論。《威斯特伐利亞和約》是路德宗教改革以來持續了壹百年的宗教沖突和戰爭(尤其是三十年戰爭)的結果。但和約中確認和強調的“教國相依”原則，標誌著宗教專制的終結和宗教寬容精神的出現。正是在宗教寬容的基礎上，現代科學和民主的發展才成為可能。自然神論作為壹種起源於英國的宗教信仰形式，對17、18世紀西歐社會的絕大多數知識精英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不僅英國的洛克、法國的伏爾泰、德國的萊辛等著名哲學家，就連當時最傑出的自然科學家牛頓、惠更斯等都是自然神論的信徒。如果說16世紀的宗教改革的特征是用聖經的權威取代了羅馬教會的權威，那麽自然神論的特征就是用理性的權威取代了啟示的權威。
自然神論把自然理性視為宗教信仰的基礎，把自然界視為充滿和諧與智慧的作品，把上帝視為具有無限理性能力的創造者或設計者。自然的規律或秩序處處體現著上帝匠心獨運的至高智慧，但上帝創造了世界壹次後，就不再幹預世界的運行，讓自然按照萬有引力定律和牛頓力學三大定律運行。自然神論以壹種非常機智的方式處理了宗教信仰和科學知識之間的關系，從而使兩者之間的關系從相互對立變為相互補充。在批判和揚棄自然神論的基礎上，康德的道德神學和施萊爾馬赫的感覺神學相繼產生，重新界定了科學與宗教、知識與信仰各自的適用範圍，協調了它們之間的關系，深刻影響了現代既有科學知識又有宗教信仰的西方人對自然世界和內心生活的基本態度。
追溯宗教改革以來西方宗教思想的這壹變化，對於中國人理解現代西方文化的基本特征，反思中國文化的現代化轉型，具有重要的啟發意義。對於中國文化的現代化和轉型，學術界歷來有不同的看法。首先，西方國家宣揚中國文化的現代轉型是西方現代文化挑戰或沖擊的結果；二是新儒家觀點，認為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儒家思想，尤其是宋明理學中的儒家思想，內在地包含著壹種現代化轉型的要求和能力；三是明清啟蒙理論，認為自明中葉以來，中國文化中出現了壹股挑戰傳統儒學的啟蒙思潮，這是中國文化現代化轉型的關鍵因素。後兩種觀點雖然可以在歷史事實中找到支持自己理論的經驗依據，但它們必須首先面對以下兩個基本問題:第壹，中國文化在宋明之際發生根本性變革是否有現實需要和歷史必然性？第二，只有精英知識分子的意識形態批判，而沒有大眾文化的價值變革，能否導致文化轉型？關於第壹個問題，中國文化在宋明時期處於鼎盛時期，並不像西方文化在宗教改革前夕那樣急需改革。至於第二個問題，顯然，少數知識精英的意識形態批判不可能改變壹種文化的基本特征。只有像宗教改革這樣的普世價值變革，才能使文化發生根本性的轉變。
毫無疑問，我們可以在宋明時期找到很多現代文化的雛形，比如商品經濟、民主思想、科學精神等。然而，在西方現代文化挑戰中國之前，這些萌芽中的現代化因素無法成長為強大的現實力量。宋明時期，雖然有少數知識分子，無論是儒家還是反儒家，產生了壹些新的啟蒙思想，但由於缺乏壹個使這些啟蒙思想深入民間的歷史契機，他們都被局限在學術的象牙塔中，並沒有對現實社會產生實質性的影響。換句話說，宋明時期的中國，只有精英階層的思想啟蒙，沒有大眾文化改革運動。正是由於這種現實，只有精英思想啟蒙，而沒有大眾文化改革運動，中國文化不可能真正實現現代化轉型。只有在西方現代文化沖破中國傳統文化的堅固屏障後，中國文化才開始了現代化轉型的現實進程。
然而，在起點意義上推進西方文化的理論並不意味著中國文化的現代化進程必須始終在西方文化的陰影下進行。無論在西方還是在東方，真正的啟蒙都是分兩個階段完成的。第壹次，往往是用來借助外來文化來擺脫自身的無知，第二次，是用來獨立擺脫壹切權威崇拜和偶像崇拜的無知。從這個意義上說，宗教改革及其引發的西方文化變革的啟示主要在於對現代化轉型的邏輯起點和歷史起點的思考，而不是對中西文化現代化進程的簡單類比；它的重要意義在於我們可以看到中西文化的差異，而不是穿越時空去經歷邯鄲學步的模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