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國家與市場:壹條永恒的主線
可以說，早在經濟學作為壹門獨立學科誕生之初，主張國家幹預和自由放任兩大思潮之間就壹直存在分歧和爭論。20世紀西方經濟學發展的主線仍然緊緊圍繞著這條古老而又嶄新的主線。唯壹不同的是，雙方的流派更加復雜，爭論的範圍和內容更加泛化，兩種思潮在變化，交替起落或被政府利用的周期更短。
1.戰前國家與市場的爭論與凱恩斯主義的誕生。
19年末，“看不見的手”的自由放任觀念仍然占主導地位，認為在競爭環境中，個體的最大化行為會通過市場的力量轉化為最優的社會狀態；這壹傳統後來形成了經濟學家偏愛“自由放任”的隱喻，並最終演變為“生產自動創造需求”的薩伊定律，在19世紀占主導地位。
當歷史剛剛跨入20世紀的門檻時，經濟學家們已經逐漸看到，在現實世界中，市場機制並不是萬無壹失的，經濟周期性波動伴隨著失業等不利的經濟現象。以範布倫、康芒斯為代表的舊制度學派，主張國家對勞資矛盾進行調節和仲裁，反對自由放任政策。馬歇爾的弟子庇古創立了福利經濟學。他雖然總體上仍然拒絕政府幹預經濟生活，但也強烈批判了自由放任的理想主義，認為國家應該出面糾正生產的外部性，以防止邊際私人凈產值偏離邊際社會凈產值的現象。以繆爾達爾、林達爾、倫德堡、奧林、林貝克為主要代表的瑞典學派，在1929-33的大危機中逐漸成熟。他們繼承了該學派理論先驅瓦克塞爾的理論傳統，以瑞典社會民主黨執政半個世紀的實踐經驗為支撐，運用宏觀動態分析方法，形成了較為系統的“混合經濟理論”，在20世紀西方經濟學中獨樹壹幟。
如果說上述質疑和批判古典經濟學自由市場理論的西方經濟學家只是“局部革命”，那麽凱恩斯在1936年發表的《通論》則是全面的反應和徹底的批判。凱恩斯主義認為，通過利率將儲蓄轉化為投資，借助工資變動調節勞動力供求的自發市場機制，不能自動創造充分就業所需的有效需求水平；在競爭性的私人系統中，“三大心理定律”使得有效需求往往低於社會總供給水平，導致就業水平始終處於就業不足的均衡狀態。因此，要實現充分就業，就必須放棄傳統的自由放任政策，政府必須運用積極的財政和貨幣政策來保證足夠的有效需求水平。凱恩斯最根本的理論創新在於為國家幹預經濟的合理性提供了壹套經濟學證明，這是凱恩斯主義出現之前任何經濟學都不可能做到的。
凱恩斯的經濟理論和政策建議通過其追隨者的努力被西方政府廣泛用作其經濟政策的行動指南，總需求水平概念的重要性被廣泛接受。如果說美國新政等反危機政策在此之前只是臨時性的應急措施，更不要說明確以壹種經濟理論作為其理論基礎，那麽從那時起，以保持充分就業水平為目標的宏觀管理開始成為西方國家的常規政策。凱恩斯主義影響了20世紀西方經濟學的走向，使西方正統經濟學的理論核心出現了全新的轉折。“凱恩斯時代”正式開始，凱恩斯本人成為“戰後繁榮之父”。與此同時，古典經濟學的自由市場制度理論退出了正統經濟學的主導地位。
2.戰後以來凱恩斯主義與貨幣主義和供給學派的爭論。
20世紀60-70年代是西方經濟學最繁榮的時期，“反對”的自由主義思潮在新保守主義的旗幟下休養生息，在70年代凱恩主義陷入危機時卷土重來。貨幣主義、供給學派、新制度經濟學、公共選擇理論等流派眾多。，令人眼花繚亂，眼花繚亂。他們要麽曇花壹現，獨領風騷，要麽孤芳自賞，特立獨行；他們要麽自稱是“傳記式”凱恩斯主義者，要麽公開宣稱是凱恩斯主義的反叛者。綜上所述，芝加哥學派主張全面維護亞當·斯密“看不見的手”的歷史傳統和全面恢復“自由放任”的理論綱領，主張新古典主義的回歸和與凱恩斯主義經濟幹預主義的對抗，堅持以哈耶克為代表的經濟新自由主義的理論經濟體系和自由市場競爭的根本原則。20世紀下半葉，眾多自由主義學派脫穎而出，關於“市場還是國家”的爭論再度升溫，使得20世紀最後幾十年的西方經濟學進入戰國時期，壹度登上美國正統經濟學的寶座，成為英國帝國經濟學，撒切爾主義和裏根經濟學應運而生，並壹度獨占鰲頭，占據壹席之地。它對“主流”的自我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並在20世紀西方經濟學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得西方經濟學在20世紀如此耀眼多彩，以至於當我們回顧其百年發展史時，不得不對現代貨幣主義和供給學派進行專門的討論，這些都足以構成凱恩斯在主流經濟學中的對手，甚至動搖其“正統”地位。
現代貨幣主義，即貨幣主義學派的創始人和領袖是吉米·弗裏德曼，1976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芝加哥大學教授。他被認為是戰後以來世界上最有影響力的經濟學家，甚至是經濟學的領軍人物。弗裏德曼從個人主義的微觀經濟結構入手，在“永久收入”理論的基礎上恢復了貨幣在宏觀經濟結構中的關鍵地位，提出了反對凱恩斯幹預主義的自由主義論點，認為在沒有國家任何幹預的情況下，市場經濟中的市場動蕩遠低於幹預時的水平；國家真正的作用不是短期影響市場，而是首先保證貨幣總量能夠有規律、有規律地增加。這是因為，首先，凱恩斯的有效需求管理和財政政策是無效的。凱恩斯認為，由於人的欲望得到了滿足，消費的支出呈減少趨勢，而儲蓄呈增加趨勢。這樣，政府應該通過增加公共支出來抵消個人消費的下降，以確保經濟的持續增長。弗裏德曼反駁了凱恩斯的邊際消費遞減定律，認為人原有的欲望得到滿足後，新的欲望會立即產生，這是無止境的，擴張性政策會導致通貨膨脹。但是，實行“單壹規則”的貨幣政策來有效控制貨幣供應量，應該是貨幣政策唯壹的最優選擇，即根據國民收入平均增長率制定壹個長期不變的貨幣增長率。根據弗氏的觀點，在1929-33的大危機中，約有100000家美國銀行破產，導致美國國內貨幣供應量下降1/3。如果美聯儲能夠在這場大危機中發揮作用，那麽這場大危機本來是可以避免的，最多只是壹場小規模的經濟衰退。第二，關於“自然失業率”。凱恩斯主義認為，高水平的就業是社會資源有效利用的保證，也就是說，要想有效利用社會資源，就必須有高水平的就業。弗裏德曼認為這是壹個模糊甚至錯誤的想法。他認為高就業水平可以看作是沒有充分利用社會資源的標誌:為社會生產犧牲了休閑的享受，前者的價值遠遠小於後者的價值。這樣，通貨膨脹政策就會讓人產生錯覺，“迫使”人們認為自己的實際工資高於這些工資的實際價值。第三，關於失業和通貨膨脹。既然自然失業率是壹個常數，並且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變化，那麽自然失業率就是壹個經濟條件。這樣貨幣就是“中性”的，人們很難通過改變通貨膨脹率來改變自然失業率，也就是改變經濟狀況。短期來看，失業率和通貨膨脹率之間可能存在某種比例關系，但長期來看，這種關系會消失，即就業水平和通貨膨脹率之間不存在關系。如果要把失業率降到“自然率”以下，那麽通貨膨脹率會很高，成本會很高。弗裏德裏希指出，在20世紀60年代+0960-70年代，美國政府希望實現充分就業的目標，結果國內通貨膨脹率從1960年的1%上升到1979年的13%。
凱恩斯主義者和貨幣主義者之間曠日持久的“血腥辯論”始於20世紀50年代，終於20世紀70年代。他們互相指責攻擊，甚至極盡嘲諷侮辱之能事。例如，在20世紀60年代末的壹次研討會上，麻省理工學院的羅伯特·索洛(Robert Solo)在評論弗羅因德(Freund)的壹篇論文時冷笑道:“米爾頓和我的另壹個不同之處是，壹切都讓米爾頓想起貨幣供應；嗯，壹切都讓我想起性，但我不想寫在我的論文裏。”再比如，凱恩斯在給羅斯福總統的壹封信中嘲諷了貨幣的作用:“有些人似乎在暗示，增加貨幣供應量可以增加產出和收入。但這就像買了壹條厚皮帶試圖變胖壹樣。在今天的美國，妳的腰帶對妳的胃來說真的太長了。”
現代貨幣主義在整個80年代幾乎完全被英國撒切爾政府接受，成為撒切爾主義的理論基礎。撒切爾主義認為，過去的“教訓”是，政府不應該試圖“人為地”維持充分就業，而應該讓市場力量來決定“自然”的就業水平。此外，處理通貨膨脹的貨幣主義方法意味著在失業率不可避免地上升的條件下擠壓經濟(通貨緊縮)。這樣，至少在短期內，失業基本上成了‘解決問題’而不是‘制造問題’的方法之壹。“撒切爾的通貨緊縮政策導致失業率不斷上升:五六十年代，失業率只有1-2%左右，而1，979年撒切爾上臺時是4.5%，1，985年飆升到9.1%。貨幣主義和撒切爾主義在英國告別充分就業，社會福利政策開始大規模收縮和私有化。
弗裏德曼的貨幣主義與其說是反對幹預主義，不如說是只希望政府幹預貨幣供應量，但本質上，幹預貨幣供應量也是最大的幹預。
在大西洋的另壹邊，凱恩斯主義受到了供給學派的嚴重挑戰。供給派的鮮明特點和他們的名字壹樣，特別強調“供給”。20世紀60年代末在美國產生的以拉弗爾、費爾德斯坦、蒙代爾為代表的供給學派，全盤否定凱恩斯需求管理的核心命題“需求決定供給”，認為這是“滯脹”的根本原因，因為增長和刺激需求會導致貨幣供給數量的增加，必然導致通貨膨脹；認為鼓勵和刺激需求無疑等於抑制儲蓄，導致投資率和勞動率下降，進而降低積累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供給學派主張全面恢復新古典經濟學的自由主義精神，特別是恢復薩伊定律，反對凱恩斯“需求管理”的國家幹預主義，針鋒相對地提出“供給管理”，強調財政政策的作用應該影響供給而不是需求，以促進私人儲蓄和投資；因此，南加州大學的亞瑟·拉弗教授在壹張雞尾酒餐巾紙上畫的所謂“拉弗曲線”成了白宮的“藥方”。這個“減稅”的藥方基於三個理論假設:第壹，認為稅額不壹定與邊際稅率同向變化，而會在達到某壹點時向相反方向變化；第二，降低邊際稅率會促使人們用勞動代替休閑；第三，高稅收還會造成低投資率，減少投資，降低資本存量。因此，降低邊際稅率將鼓勵投資和生產。
供給學派在學術上成果不多，理論上缺乏體系的完整性，只是解決滯脹的對策；雖然他壹直吹噓反對凱恩斯的幹預主義，標榜自己是自由放任主義者，但就幹預的本質而言，強調“供給管理”反對“需求管理”，強調國家幹預供求關系，難道不是“半斤八兩”嗎？供給學派之所以壹度得勢，是在資本主義經濟進入“滯脹”周期、凱恩斯主義失敗的背景下，被裏根政府采用的:因壹時之需而名噪壹時。
二、主流經濟學的三次革命
20世紀主流經濟學的三次革命性理論突破，為20世紀現代經濟學的發展奠定了基礎和鋪墊，從而形成了壹個為當今西方學校的任何經濟學學生或教授所熟知和難以逾越的基本理論框架。
1，“張伯倫革命”
亞當·斯密之後的壹個世紀是自由資本主義發展的鼎盛時期，當時壟斷還是個別現象。正如1982諾貝爾獎獲得者斯蒂格勒所說，“亞當·斯密作為壹個建立傳統的偉大人物，沒有在壟斷領域給我們留下空白。他創造或提出了三個權威傳統”。這三個傳統是:無視形式上的壟斷理論，把他那個時代的壟斷現象當作國家授予的特許特權，對壟斷和合謀不采取行動。當資本主義進入壟斷階段，經濟理論無法解釋，現實世界中普遍存在的壟斷現象開始引起經濟學家的關註。從19世紀初的西斯蒙迪、穆勒、麥卡洛克，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馬歇爾、古諾、埃奇沃思、西德維克，特別是庇古、斯拉法，他們已經對壟斷理論和市場不完全性進行了大量的研究。但問題是，他們始終遵循“斯密傳統”，即把自由競爭作為普遍現象，把壟斷作為例外來構建自己的理論框架。即使是奈特和史密斯在1929年出版的《經濟學》仍然認為“在今天，把競爭看作普遍現象，把壟斷看作例外更為合理”。
直到20世紀30年代中期，美國哈佛大學的張伯倫和英國劍橋的羅賓遜夫人分別發表了《壟斷競爭理論》和《不完全競爭經濟學》，斯密傳統才正式終結。張伯倫革命的主要貢獻在於，他們拋棄了長期以來以馬歇爾為代表的新古典經濟學關於“完全競爭”是普遍的、壟斷是個別例外的傳統假設，認為完全競爭和壟斷是兩個極端的情況，並提出了壹套至今仍在經濟學教科書中使用的市場模型來說明兩個極端之間的“壟斷競爭”。微觀經濟革命在原因比較、均衡條件、福利效應等方面通過邊際分析完成，並將市場結構劃分為更符合資本主義進入壟斷階段實際情況的四種類型，即完全競爭市場、壟斷競爭市場、寡頭壟斷市場和完全壟斷市場。“張伯倫革命”的經濟學意義在於，20世紀中期宏觀經濟學發展的自然邏輯起點是對壟斷的分析。從這個出發點出發，西方經濟學準確地描述和表達了百年經濟史的本質和現狀。
2.“凱恩斯革命”
如果說1929-33的大危機是對當時微觀經濟學的反動，那麽凱恩斯主義則是對新古典經濟學的革命，貨幣通論使西方經濟學將微觀分析與宏觀分析分開，凱恩斯本人成為20世紀現代宏觀經濟學乃至西方經濟學的開山鼻祖，從而成為整個20世紀西方經濟學演變發展的永恒主角。
就像1936出版的凱恩斯《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的題目壹樣，凱恩斯主義的演繹邏輯是從充分就業開始的:第壹，以前的充分就業均衡假設是基於薩伊定律，其前提是錯誤的，因為總供給和總需求函數的分析結果表明，正常情況下的均衡小於充分就業的均衡；第二，非自願失業和不充分就業之間之所以存在平衡，在於有效需求不足；因為總供給短期內不會有大的變化，就業量取決於總需求；第三，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在於“三個基本的心理因素，即心理消費傾向、心理彈性偏好和對資本未來回報的心理預期”。第四，政府不幹預，等於允許有效需求不足繼續，允許失業和危機繼續；政府必須采取財政政策而不是貨幣政策來刺激經濟，增加投資，彌補私人市場有效需求的不足。"這是避免當前經濟形式遭到徹底破壞的唯壹切實可行的辦法."5.此外，他提出了政府應該實現的六個經濟目標:充分就業、價格穩定、長期經濟增長、國際收支平衡、收入均等和資源的最佳配置。
在凱恩斯從宏觀角度總結整合了大量宏觀概念之後，經濟學的發展開始跳出價格分析的局限，從而揭開了20世紀西方經濟學嶄新的壹頁，因為迫切需要壹個全新的角度，壹個全新的理論來解釋和彌補資本主義發展到壟斷階段腐朽的自由資本主義的缺陷。
凱恩斯主義的誕生是20世紀西方經濟學取得巨大進步的重要標誌。歸根結底，凱恩斯革命是壹場方法的革命；凱恩斯之後，無數凱恩斯的追隨者對凱恩斯體系本身存在的各種“缺口”和“硬傷”進行了修正、彌補和完善，使之在碰撞中交融，在裂變中融合。凱恩斯主義內部的沖突、裂變和整合是凱恩斯主義發展和豐富的重要前提和表現。比如20世紀50年代末爆發的“兩次劍橋大辯論”，持續了幾十年。這場頗具影響力的學術論戰的歷史意義和學術價值，對於20世紀主流經濟學的發展和貢獻是深遠而偉大的。
3.“預期的革命”
以羅·盧卡斯、喬·薩金特、羅·巴羅、托尼·華萊士等美國學者為代表的20世紀70年代發展起來的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由於使用了“理性預期”這壹重要的經濟學概念並建立了其理論體系，壹般被稱為“理性預期學派”。所謂“預期”，是指與當前決策相關的經濟變量的預測，如企業在決定是否投資生產時對產品未來價格的預測，工會在勞資雙方工資水平談判中對未來價格水平的預測等等。他們認為，雖然凱恩斯多次談到預期，但他的預期只是適應性預期，是隨機的，沒有理性的解釋，即“逆向預期”。這是因為凱恩斯主義是壹個充滿矛盾的體系，其假設是錯誤的:第壹，凱恩斯主義中的各方並不追求最大化為目標；第二，同壹個經濟人在不同的函數和方程中有不同的行為。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提出的假設正好與上述兩個假設相反；第三，“理性預期”假設市場是不斷出清的，即通過工資和價格的不斷調整，供給總是等於需求，處於均衡狀態。基於這三個假設，盧卡斯的演繹邏輯是，貨幣對產出等其他經濟變量有重要影響；貨幣供應量的沖擊導致貨幣存量的隨機變化，引起經濟波動；因為貨幣供給沖擊引起的經濟波動是通過總需求曲線完成的，貨幣供給的沖擊會導致需求的沖擊；這樣，需求的幹擾會導致經濟波動；由於從貨幣政策的角度來看，政府幹預經濟所依據的宏觀經濟政策是無效的，因此可以概括出“政策無效論”，即“政府失靈論”。
“理性預期”被稱為20世紀西方經濟學的“預期革命”，對20世紀經濟學產生了重大影響。“理性預期”作為壹種宏觀分析工具，在西方經濟學中被廣泛使用，甚至被其反對者使用，在股票、債券、外匯市場的運行分析中也被廣泛使用。盡管“理性預期”總體上已經進入了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工具箱，但許多經濟學家指出，用任何“預期誤差”或不完善的信息來解釋經濟周期都是難以令人信服的，認為“理性預期”有許多局限性和自身不可克服的缺陷。例如，在20世紀80年代，斯蒂格利茨等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批評了合理預期，並重申了政府幹預的觀點:市場出清或非市場出清，政府失靈或市場失靈，政策無效或政策有效。這是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和新凱恩斯經濟學理論觀點和政策主張差異的關鍵。在這個問題上，新古典學派的理想主義超越了現實感，而新凱恩斯學派則較少沈迷於理想主義，更多地面對資本主義的現實。再比如，人們在談論股市時比談論宏觀經濟學時更贊成理性預期理論。這是因為，與其他大多數市場相比，股票市場流動性強——人們買賣容易，幾乎沒有交易成本；其他提供商品或服務的有形市場更加復雜和僵化:辭職、雇傭、改變生產和關閉工廠都有成本，因為合同加強了名義價格、資本和勞動力的機械設備的確定性，但降低了流動性和靈活性。
此外，作為新自由主義重要流派的理性預期學派及其對“政府失敗論”的邏輯演繹，與公共選擇學派壹起，對凱恩斯主義提出了嚴峻的挑戰。從65438年到0956年，麻省理工學院的巴爾托教授首次創造並使用了“市場失靈”的概念，並將市場壟斷視為“市場失靈”的現象之壹，“市場失靈”壹詞隨即流行了半個世紀。到了70年代的“滯脹”時期，以布坎南為首的公共選擇學派針鋒相對地提出了“政府失靈”。在20世紀的最後十年，人們可以發現“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的概念充斥著經濟學文獻。他們針鋒相對，沒有贏家，形成了20世紀末壹種獨特的沒有經濟學主流的理論“真空”狀態。
第三，新凱恩斯主義的第四次“整合”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面對“滯脹”的無奈和“撒切爾主義”、“裏根經濟學”的相繼誕生，標誌著經濟學凱恩斯時代的終結。隨後，貨幣主義和供給學派相繼失去了經濟學的“正統”寶座，使得西方經濟學的“主流”理論在20世紀最後十年形成了壹段時間的“真空”狀態。正如壹位美國經濟學家所描述的，這種“真空”狀態其實就是戰國的“動蕩世界”:“因為凱恩斯，我們都是凱恩斯主義者；因為弗裏德曼，我們現在都是貨幣主義者；而且因為世界動蕩，我們現在都是兼收並蓄。”就在大家都是折中派的時候，美國教授斯蒂格利茨1993出版的經濟學教材被認為引發了新凱恩斯主義的第四次“全面”浪潮。
在此之前，西方經濟學中有三本廣泛流行並被視為裏程碑式的經濟學教材。第壹本書是穆勒150年前出版的《政治經濟學原理》，也就是1848。這本書標新立異，在基本保持亞當·斯密“看不見的手”原理的同時，還大膽提出了“改良”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制度的政策主張。第二本裏程碑式的經濟學教材是大約50年後馬歇爾1890出版的《經濟學原理》。作為劍橋學派的創始人，馬歇爾兼收並蓄，兼收並蓄，吸收了各個學派的庸俗理論，從生產成本到供給，從邊際效用價值到需求，進而建立了價值均衡理論。他的“折衷理論體系”在理論和方法上廣泛影響了20世紀上半葉資產階級經濟學的所有流派。其《經濟學原理》壹生出版了8版，時間跨度達30年。進入20世紀以來，在斯蒂格利茨之前，以馬歇爾為代表的新古典經濟學經歷了三次大的修正:第壹次是張伯倫革命，修正了傳統的壟斷例外理論；第二次是凱恩斯革命，為資產階級國家幹預經濟奠定了理論基礎；第三個是20世紀中期的薩繆爾森。薩斯喀徹溫試圖將馬歇爾新古典經濟學與凱恩斯主義，即微觀分析與宏觀分析的妥協相結合，建立了新古典綜合的理論體系，成為後凱恩斯主義的主流經濟學，並在戰後40年間保持正統地位。因此，作為新古典綜合學派或後凱恩斯主義的標誌，薩斯喀徹溫撰寫的《經濟學》教科書成為取代馬歇爾《經濟學原理》的第二個裏程碑。半個世紀以來，這本書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廣泛歡迎和暢銷，被翻譯成幾十個國家的文字，並出版了15版。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新古典綜合學派已無法解釋“滯脹”的存在並及時提出政策，其正統地位開始動搖。來自包括貨幣主義在內的各種新自由主義流派的攻擊、責難和抨擊，很可能全部或部分地取而代之。在這場爭論中，被1993譽為“經濟革命領袖”的斯蒂格利茨出版了《經濟學》這本教科書，被認為是第四個裏程碑。結果，在20世紀的最後幾年裏，這本書迅速被全球300多所高校采用並得到廣泛認可，其中文譯本在出版後的三年裏賣出了197。關於斯蒂格利茨的貢獻，無論是被稱為“對新古典綜合的反應”還是對後凱恩斯主義的革命，或者是第四個裏程碑，或者是新凱恩斯主義的“第四個綜合”，至少，在西方經濟學的“百年表演舞臺”上，它可以成為壹個歷史主角，為來到臺前給予20世紀熱烈掌聲的經濟學觀眾謝幕。至少，在20世紀末，主張國家幹預經濟生活、批判自由市場缺陷的新古典綜合派受到多重攻擊，似乎已經不合時宜。是石的，他的經濟學獨樹壹幟，成為壹道亮麗的風景線，吸引了大家的目光。至少，不誇張地說，是石為20世紀末西方經濟學的發展做出了如下努力和探索:
正如斯密的自白，“經濟學家已經逐漸認識到，宏觀經濟行為必須與其背後的微觀經濟原理相聯系；只有壹套經濟原則，而不是兩套。然而，在現有的教科書中，這壹觀點根本沒有得到體現。“在承認薩繆爾森成功整合兩者的前提下，斯密試圖超越薩繆爾森的努力，將宏觀經濟學的表述置於堅實的微觀經濟學之上。比如充分就業模型、現有失業模型和綜合模型三種模型，都是在外部約束變化的情況下，從微觀經濟學的基本模型中直接推導出來，然後進行擴展，實現了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的逐步推導和有機銜接。這是其中之壹。
改革後的凱恩斯主義堅持新古典主義的“完美”，將過去二三十年經濟學的許多新成果和新發展，如信息問題、激勵問題、道德問題、逆向選擇問題等等，都納入其研究領域，使其更具實用性。尤其是對新古典綜合學派衰落後興起的新自由主義學派進行整合綜合後，不僅極大地提升和遏制了凱恩斯經濟學和新古典綜合學派的理論體系，而且烙上了深刻的理性預期學派甚至新制度經濟學等20世紀下半葉發展起來的幾乎各種學派的明顯痕跡。這是第二個。
第三，也許因為他最大的貢獻是對金融學的研究，或者因為他是研究公共部門經濟學的頂尖經濟學家，所以他總是非常重視政府幹預對經濟的積極作用。他認為，市場的“常態”是信息的不完全和市場的不完全，公共產品、外部性、壟斷等“市場失靈”現象界定了政府活動的範圍；市場失靈的根源是沒有人對市場負責，沒有人幹預市場；與其他社會組織相比，政府的普遍性、合法性和強制性決定了政府應該幹預的理由。至於如何幹預，斯密為科斯定理提出了“非分權化的基本定理”，並稱之為“科斯謬誤”。他認為科斯定理及其“自願解決”或“協商解決”將無法克服“搭便車”問題，交易成本高將導致低效率。相反，要依靠政府依法調控，否則市場就無法有效配置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