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際經濟下行和我國轉型升級的背景下，我國需求與生產矛盾突出，工業領域產能過剩問題日益突出，工業領域出現通貨緊縮跡象，產能過剩問題具有普遍性，部分行業甚至出現絕對過剩。如何化解產能過剩的矛盾？中國應積極借鑒相關國際經驗，改變產業調控政策，削弱地方政府的投資沖動，將化解產能過剩作為中國經濟結構調整的重中之重。
中國產能過剩的現狀
1，產能過剩具有普遍性，從傳統行業向新興行業蔓延。
隨著經濟增速放緩，中國工業生產產能過剩問題日益突出。2013年壹季度，工業企業產能利用率僅為78.2%，同比下降1.6個百分點，比去年四季度下降1.9個百分點，為2009年四季度以來的最低點。壹些主要行業的產能利用率已降至75%以下。其中，建材、鐵路船舶、煤炭開采和選礦等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產能利用率分別為72.5%、73.6%和74.9%。
鋼鐵、水泥、有色、平板玻璃、石化、家電等傳統行業產能過剩，部分行業甚至出現長期、絕對的產能過剩。統計顯示，2012年中國鋼鐵行業產能過剩達到21%；水泥產能過剩達到28%；有色金屬產能利用率從2007年的90%下降到65%左右，部分行業甚至出現絕對長期過剩，電解鋁產能過剩達到35%；汽車產能過剩12%。另壹方面，戰略性新興產業，如光伏產業，也存在產能過剩問題。目前中國太陽能光伏電池產能占全球60%，風電設備產能3000-3500萬千瓦，而產量只有18萬千瓦，產能利用率不到60%，光伏電池產能過剩達到95%。如果不能有效解決如此大規模、大範圍的產能過剩，中國工業將陷入長期蕭條。
2.當前的產能過剩具有結構性和體制性特征。
與2000年、2009年受金融危機影響的“周期性產能過剩”，以及2003-2004年、2006年前後因經濟過熱導致的“非周期性產能過剩”不同，中國當前的產能過剩問題，既反映了長期粗放的經濟發展方式導致的供給結構與需求結構的脫節，也形成了“結構性產能過剩”，如汽車行業；還有中國市場經濟體制不完善、投融資體制改革不徹底遺留下來的“體制性產能過剩”，如鋼鐵、水泥行業；過度依賴投資和出口推動經濟增長造成的局部產能過剩，如光伏產業。
3.產能過剩的解決更復雜，難度更大。
當前，我國經濟運行面臨較大風險和挑戰:經濟增長下行壓力要求宏觀政策穩定，與轉型升級的結構調整存在矛盾，需要加大改革力度；國民經濟布局和產業規劃的總體規劃與市場經濟要求的投融資體制多元化發展相矛盾；內需活力不足無法滿足經濟增長，這與導致出口驅動模式不再適用的外部經濟貿易形勢相矛盾。目前，產能過剩問題的深層次原因並不單壹。它們既受到制度、環境、資源等普遍適用因素的影響，也受到特定行業發展特點的影響，使其更加復雜和難以化解。
當前產能過剩的原因分析
1，地方政府行政權力的提升是新壹輪產能過剩的重要原因。
地方政府在產能過剩中扮演了更積極的角色。鋼鐵、水泥、造船等基礎制造業投資規模巨大。沒有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或直接投資，民間資本通常不願意涉足。即使是多晶矽、風電設備、新材料等新興產業，也與地方政府的積極推動密切相關。2009年國家出臺十大產業振興規劃，地方政府不顧當地情況積極出臺優惠政策鼓勵支持，必然導致全國各地產業重復投資嚴重，最終出現產能過剩也就不足為奇了。以鋼鐵行業為例，我國鋼鐵產能已經超出市場需求6543.8+0.2億噸，但仍有7000萬噸在建。“十壹五”末，我國汽車產能比實際需求增長了壹倍多，過剩200萬輛，但仍有220萬輛在建，正在規劃和計劃的新增產能為800萬輛。根本原因是鋼鐵、水泥等大項目投資符合地方政府經濟行為的短期化傾向，可以在短時間內提高地方GDP，符合以GDP為核心的政績考核要求。
2.經濟運行波動較大，內需外需收縮加劇產能過剩。
為了應對2008年的金融危機，中國出臺了4萬億壹攬子經濟刺激政策。加上地方相關政策和資金，經濟刺激規模遠超4萬億，中國產能迅速擴張。我國消費和投資需求增速放緩，消費和投資增速有所回落。內需放緩也難以消化目前的大規模產能，導致產能過剩。金融危機爆發五年後，歐美日發達經濟體經濟復蘇動力依然不足，新興經濟體面臨通脹和增長下滑的局面，導致我國外需明顯萎縮，難以化解當前明顯的產能過剩。
3.政策有效性不高，政府服務信息缺失導致產能過剩。
信息不對稱導致地方政府和企業在充分信息的基礎上做出科學的規劃或理性的投資決策。企業之間存在嚴重的信息不對稱，可能導致所有企業的投資和生產能力之和超過未來的市場需求。為了避免失去市場機會，很多企業普遍適度超前於市場需求規劃產能，囤積部分產能，從而在市場需求高峰到來之前造成產能過剩。
調整思路，多管齊下解決產能過剩
1，建立產能利用率評價和預警系統，改革工業控制思路。
壹是結合當前企業統計、景氣指數分析和產能利用率評價，逐步建立統壹的行業產能過剩評價指標體系和預警體系，使企業和投資者及時準確了解行業產能及相關信息，理性決策進入或退出市場，商業銀行據此控制信貸投向和規模，防止過度投資，規避金融風險；二是審批制度由以經濟規模為主要審批依據向以社會控制為主要審批依據轉變，以能源資源、環境保護和安全生產為前提條件。監管方式也要由事前審批轉變為事中事後的過程監管，提高監管水平。
2.對於不同類型的過剩產能，應采取不同的控制方法。
對“技術落後、企業分散、規模過小、非法生產”的企業，要依據國家法律法規予以關停淘汰，防止這類企業在市場短期需求旺盛、價格上漲時“死灰復燃”。對結構性缺陷導致的“低水平”過剩產能進行調控，運用信貸、金融、稅收、價格等經濟政策杠桿“扶優汰劣”，引導行業內部結構調整；對於購買力水平低、有效需求不足導致的相對產能過剩和部分行業的階段性產能過剩，加強規劃引導，提高企業集中度，引導企業站在技術進步前沿，順應產品升級趨勢調整結構。
3.減少地方政府的投資擴張沖動。
改革以GDP增長為核心的政府績效考核和官員晉升制度，消除地方政府不當幹預企業投資的強烈動機。可以對地方政府的績效評估進行立法，從主要考核GDP指標到全面客觀地考核政府治理水平，從政府內部的自我考核到內外考核相結合，讓民意有更多的參與權；更多體現經濟發展質量、能源資源消耗、人的全面發展等指標；優化中央與地方的財稅分配，匹配地方政府的財力和事權，削弱地方政府的投資動機；促進地方財政的透明度和民主化。所有涉及政府補貼、稅收優惠或返還、提供優惠貸款等的行為。應該公開透明。同時，禁止地方政府為企業設定增長目標。
4.推進產能過剩行業兼並重組。
第壹，考慮推進國有資產按行業管理。要超越企業對國有資產監督管理的層面，考慮行業對國有資產的管理。如果國家出資企業存在同質競爭，惡性競爭會導致國有資產難以保值增值。根據企業意願和市場可行性，可以考慮兼並、重組或退出部分資本；二是支持地方國有企業跨地區兼並重組和民營企業參與國有企業重組。在財稅分配方面，企業兼並重組後，原有納稅渠道不變不統壹納稅，增值稅、所得稅“統壹計算、分級管理、就地預繳、集中匯算清繳”；探索建立跨區域並購稅收分成和產值單獨統計制度；第三，使國有資本進入戰略性新興產業的高端生產環節，掌握核心技術，形成引領和示範作用，使更多的國有企業願意通過資本結構調整進入高端產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