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不僅為這場運動制定了思想綱領，還親自出任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簡稱文復會）會長。 他說：“中華文化之基礎，壹為倫理；故日‘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歟。’其始也，固在‘人人親其親，長其長’，且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棄者皆有所養’。二為民主；故日：‘民為貴’，‘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乃日‘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三為科學，此即正德、利用、厚生之道，故孔子以為政之急者，莫大於使民富且壽。而致富且壽道，則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耳。余篤信倫理、民主、科學乃三民主義思想之本質，亦即為中華民族傳統文化之基石也。”
傳統文化包羅萬象，有經有權，有常有變。孔孟荀所稱道的三代禮樂文化，內聖與外王之道是統壹的。但到宋明理學之後，二者漸趨分離，使儒學僅僅成為壹種心性修養功夫。孫中山先生以革命先行者的膽識和氣魄，勾勒出了孔子以仁愛為哲學基礎，以大同為社會理想的新形象，為儒學在現代的復興開辟了廣闊前景。但是，作為其政治綱領的三民主義，最初只是三個十分具體的目標（驅除韃虜；建立民國；平均地權），缺少理論的超越性。稍後，將它們定義為民有（of the people）、民治（by the people）、民享（for the people），則又完全失去了中華文化自身的特征。
蔣介石的這壹段講話的意義即在於，在孫氏的三民主義思想框架裏，把東方和西方的文化精華整合到壹起，從而將張之洞“中體西用”的文化展模式落實為貫通傳統文化與現代社會，同時又具有可操作性的思想綱領。蔣氏據此綱領，提出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的基本路線是“守經知常，創新應變”，表明復興不是復古，壹方面要發揚傳統，另壹方面又要吸收外來文化之積極因素。它的前途是“吸收中西文化的精髓，融合壹種新型的第三種文化。” 由蔣氏親自掛帥，黨政要員擔綱的文復會從“發揚倫理道德，培養法治觀念，促進生產建設”三個層面展開工作。這裏的倫理道德較之“三綱五常”有更為豐富的內涵，包括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等。孫中山嘗謂，“有道德始有國家，有道德始成世界。”文復會秘書長谷鳳翔則說，“要健全社會，必須以孝弟仁愛的精神維護家庭倫常關系”，以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博愛精神建設互助盡已的大同社會。所謂“促進生產建設”，也不只是單純經濟發展，而是指社會生活水平的提高，即“實施充分就業，做到均富安和”。至於“培養法治觀念”，主要是指促進社會由“訓政”向“憲政”的過渡。 盡管倫理建設表現為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的重頭戲，但實際並不表現為“運動”形式的民生主義經濟實踐，才是這壹運動更為本質的內容。 同是儒教資本主義，在日本，儒學是作為壹種社會資源，在民間促成了東方式的管理文化的形成；在臺灣，卻是通過三民主義而被最高當局當作社會發展的價值標準，自覺追求“東方式現代化”。這自然要“先立乎其大者”。在運動的領導者乃至孫中山先生看來，“大者”就是中庸之德，以大同社會為終極目標的民生主義經濟。
中國歷史上沒有個體本位的自由主義傳統。“均富安和”的文化理想決定了執政當局必然在市場經濟的生產和分配過程扮演某種解色，來發揮協調和均衡的作用，而不可能象西方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所鼓吹的那樣，放縱個人行為，相信物競天擇即可自然而然形成合理的制度格局。臺灣官方明確指出：“我國的經濟政策是根據民生主義而制定的，是計劃性自由經濟”。所謂自由，是指允許民營經濟的自由發展；所謂計劃則是指公營經濟以社會責任為動作軸心，二者公私相協互補，***同促進。從均富安和的社會發展目標出發，對自由的民營經濟並不完全放任。當局壹方面節制個人資本，防止兩極分化，壹方面又平均地權，使“耕者有其田”。有學者將此民生主義經濟與資本主義及社會主義經濟進行對照，認為：資本主義偏於個體和自由，社會主義偏於群體和公平，民生主義則同時兼顧二者。換言之，在解決公平與效率這背反之二律的問題上，民生主義是取其中道，超越了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
這種思想有著傳統文化的背景依托。《易傳·系辭》謂：“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及萬民。”“富民”與“教民”是政府的本分和義務。孫中山從“正德、利用、厚生”的人文主義出發，提出中國實業之開發應分兩路進行：1）個人企業；2）國家經營。他特別強調，“要完全解決民生問題，不但要解決生產問題，分配問題也是要同時註意的”。毫無疑問，孫氏“實業計劃”中的“分配社會化”，必須以相當規模之分營經濟的存在為前提。1958年，臺灣分營企業產值為全部工業產值的50%。隨著民營企業的飛速發展，這個比率逐漸下降，但是在70年代降至20%左右時，便穩定下來。
蔣介石認為，“政治的內容，綜合起來講，就不外國計民生四個字”。但他並沒據此即認為政治家即等於經濟管理之專門人才。傅高義註意到，從表面上講，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是經濟政策的最高決策機關。但在實際上，1949年後的幾十年中，壹部分受到技術訓練的官員們被賦予極大的權力，指導工業的發展。在臺灣經濟起飛的年代，臺灣的44位最高層經濟計劃官員中，有43位是大學畢業；其中52%在美國取得學位，9%在歐洲取得學位。值得註意的是，這些官員中工程師的比例較經濟學家為高。因為民生主義並不崇拜市場，而註重社會系統工程的協調，強調政府在獲得科技成果，為重點項目分配資金和指導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因此，有研究者將尹仲容、李國鼎這樣的專家比作傳統的儒家謀士。
正是由於這種儒家謀士的存在，才使政府投資中公營事業的高投資比率得到維持，才使臺灣經濟的民生主義性質得到組織上的保證。在石油危機和世界範圍內經濟衰退的1974年和1975年，臺灣經濟大幅下跌，外貿出現巨額逆差。但十分註重協調就業增長率與收入增長率關系的臺灣決策機構並沒象壹般資主本義國家那樣，用裁減員工的手段以保證收入的增長，也沒有通過壓低工資以維持充分就業，而是通過由政府采取財政與金融措施，動用公營經濟力量，保證老百姓在困難時期亦能爭取就業率與收入的同步增加。
改革開放後，大陸主流典籍和辭書都以肯定的態度作詮釋：“臺灣當局開展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實際結果是關註和思考中華歷史文化作的行為，運動促進了臺灣同胞越來越關心國家和民族的命運與前途。”臺灣文化人在維護中國傳統文化的工作上是付出努力的，至少強調了壹個完整的中國是不能分割的。 文復會設有眾多專門機構，各司其職，如學術出版促進委員會負責整理出版古代思想典籍，向年輕壹代普及學術精華。負責倫理道德之發揚工作的是國民生活輔導委員會。1967年，文復會即發起了“復興中華文化青年實踐運動，”制定出“青年生活規範”三十條。“規範”包括通則、食、衣、住、行五大部分，斟古酌今，均是按照可行性原則，以培養健全優秀的國民為目的。此後，文復會又制定了“國民生活須知”，對全體國民在食、衣、住、行、育、樂諸日常生活方面出了基本要求。1970年，經過修訂的“國民禮儀範例”正式頒行，把對青年的培養目標擴展為全社會的生活理想。
重視教育是中國人的傳統美德。臺灣當局對教育實行經費保證和法律保證。1969年，義務教育從六年延長至九年。這不僅有助於經濟發展和社會公正，同時也有助於中國文化在社會生根。孫中山認為語文教育是統壹國家，團結民族的重要工具。蔣介石亦指示“國文是壹國文化的根基，無論學習文科和理科的學生，都要特別註意”。亡國先亡史。日據時期，臺灣的學校禁讀中國史，光復以後，臺灣教育部門為增強民族認同，培養民族自信心，堅持以“民族教育”和“道德教育”為重的政策，自小學至大專院校，均講授《生活與倫理》、《中國文化基本教材》及《國民思想》等課程，冀使中國文化和道德“得以生根闡揚”。 臺灣經濟獲得長足的發展後，1986年文復會又通過“現代國民生活綱要”，指出文化復興運動推行的目標是；“提升現代化的國民素質，建立現代化的幸福家庭，締造現代化的社會國家”。針對工商社會物質主義對人的精神生活的侵蝕，這場“現代國民生活運動”重點推行孝弟、勤儉、禮節、秩序與整潔諸德日，希望借此使人們確立生活準則，註意身心修持，重視家庭倫理，增進社會和諧。尤其是希望能通過發揚孝道，由孝親而推廣為愛人，以至於愛國愛民族，“使世界人類認識我們中華文化的精神價值，鼓舞群倫，相與為善”。
著名社會學家金耀基先生指出：“中國文化傳統之落根處在家，中國文化復興之著力處亦必在家”。工商社會使人與人的關系日趨理性化，人文資源日漸稀缺。東方式的現代社會應該具有經濟與倫理二元合壹的特征。文復會將蔣介石去世的四月定為“教孝月”，以促進家庭的和睦，社會的和諧，民族的團結，堪稱為中華文化培根固本之舉。文復會的具體措施有評選孝行楷模、編印《孝行傳真》、鼓勵三代同堂制度，建宗祠修族譜等等。八十年代，又會同教育部門推出了“加強家庭教育的五年計劃”。
當局重孝，確有“推此孝順之心，擴大為民族感情，為民族盡大孝”的考慮和作用，但同時也包含有移孝作忠，為專制黨國尋求社會基礎的動機。在體制上，國民黨政權與其它專制國家的差別只在程度上。但從其五十年代以來的實踐看，卻屬於亨廷頓所謂的新權威主義，亦即傳統文化所謂的賢人政治。從二個角度可以對這種新權威主義表示理解。其壹是臺島孤懸海外，需要某種權威維持其對中華民族的文化認同；其二是在現代化進程中極易發生的“發展病”，諸如通貨膨脹、失業、分配不公和社會脫序等，需要壹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機構加以預防克服，為現代化提供良好的社會環境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