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人之道是人類社會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內容,也是民族思維方式與文化個性的重要表征。那麽,中國傳統文化的待人之道有哪些特征?我們從中可以借鑒哪些有價值的東西呢?“尚德”:中國人處世觀念及行為的重要特征中國傳統文化是壹種“人本主義”的倫理型文化或稱“德性文化”。在中國文化中,人是“萬物之靈”,而人之所以能為萬物之靈,就是因為有道德,德性被作為人獸區分的根本,也是人格尊嚴的體現。中國人因而特別重視人與人之間的交往之“道”,以及遵循這種“道”而形成的“德”(指作為行為主體的主觀的、為我的規範)。孔子倡言“君子謀道不謀食”、“君子憂道不憂貧”,並以知、仁、勇為“三達德”,建構起中國文化傳統中的道德規範體系。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儒家主張以道德實踐為第壹要義,由此形成了中華民族道德至上的價值取向與文化精神。中國人的處世觀念及其行為具有濃重的尚德特征,具體表現為兩個層面:壹方面,處世做人,貴在有德。中國人的所謂“處世”,首先是要“做人”,故“為人處世”不可分割,“做人”即是立身處世。而“做人”的要義在於,人的行為必須合乎“人”應該具有的道德規範,做人就是以道德律己,以道德待人。對為人“缺德”的評判,是中國社會生活中甚為嚴厲的譴責。在具體的做人之德上,其主要範疇有“誠實正直”、“光明磊落”、“襟懷坦蕩”、“克己奉公”、“言行壹致”、“忠厚善良”、“廉正儉樸”等等。這種以“做人”為處世前提與基礎的處世觀念,體現了濃厚的尚德特征。另壹方面,與人交往,以德待人。中國傳統處世之道的尚德傾向,還表現在強調人際交往的道德性,主張人際之間應當是“正其義不計其利,謀其道而不計其功”,與人相處,貴在以德待人。其具體表現為:其壹、寬厚待人。中華民族壹向以待人寬厚為美德,日常生活中的“寬容大度”、“寬宏大量”等道德評價,就是這壹品德的體現。在人際關系的實際運作中,待人寬厚包括:“尊賢而容眾,嘉善而矜不能”;“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不以己所能病人,不以人所不能愧人”。其二、讓。中國人歷來以讓為處世美德。在家庭內部,“孔融讓梨”式的禮讓被極力倡導,婦孺皆知;在名、利面前,古人贊美“君子無所爭”的風度和“不貪為寶”的高潔品格;對待人際糾紛,先賢主張“爭先的徑路窄,退後壹步自寬平壹步”。壹個“讓”字,可化解糾紛,和諧人際關系。其三、以誠相見。中國人在人際交往中十分看重“心誠”,由此有“待物莫如誠”的古訓。而這壹點正是“以德服人”的重要內容。故“開誠心,布公道”,往往能化解矛盾,消除成見,溝通感情。其四、守信用,重然諾。其基本要求是“言必信,行必果”。說話算數,言行壹致,講究信用。“壹諾千金”、“壹言九鼎”等成語,以及孔子所說的“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的名言,生動顯示了信用在中國人心目中的價值和地位。“貴和”:中國人處世性格的顯著特征“和”是中國傳統文化中極為重要的思想範疇,它們雖然具有哲學上的意味,但立足點仍在於社會的穩定與協調,並直接影響著中國人的思想方法與處世觀念。在中國古代的經典論述中,“和”的基本涵義是和諧,古人重視宇宙自然的和諧、人與自然的和諧,更特別註重人與人之間的和諧。孔子主張“禮之用,和為貴”,孟子提出“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就是以和睦、和平、和諧,以及社會的秩序與平衡為價值目標。以“貴和”而論,中國人把“和為貴”作為待人處世的基本原則,極力追求人際之間的和睦、和平與和諧,“和”既是人際行為的價值尺度,又是人際交往的目標所在。以誠信寬厚仁愛待人是為了“和”;各守本分互不幹涉、“井水不犯河水”也是為了“和”;“和而不同”,求同存異,謀求對立面的和睦***處是壹種“和”。總的看來,“貴和”能有效地避免過激或對抗行為,減少人際摩擦與社會內耗,使中國人的人際關系帶有濃重的人情味,較為穩固持久,對社會具有良性功能。但對其負面效應應予以批判。此外,中國傳統文化註重現實、註重人生的實踐理性精神,還孕育了中國人深諳智謀的傳統。幾千年來,有關謀略的論著和警語無以數計,有關“智囊”、智慧人物的故事播揚久遠。這壹特點反映於中國人的處世風格上,便是:處世待人,冷靜慎重,周詳細密地計算估量,運用心智。中國傳統處世之道是在中國傳統社會和傳統文化中形成的,幾千年來,潛移默化於中國人的民族精神中,影響著中國人的行為方式、處世態度。今天,中國人在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宏大工程中重建民族文化精神,有理由去改造傳統處世之道的文化性格,使它富於開放性和現代性,然而,這種改造只能是壹種傳統的轉型,而不是推倒重來,因為民族文化傳統永遠是該民族生存發達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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