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在中國文學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和深遠的影響，奠定了中國詩歌的優良傳統，中國詩歌藝術的民族特色由此肇端而形成。
壹、現實主義精神與傳統
《詩經》立足於社會現實生活，沒有虛妄與怪誕，極少超自然的神話，描述的祭祀、宴飲、農事是周代社會經濟和禮樂文化的產物，對時政世風、戰爭徭役、婚姻愛情的敘寫，展現的是周代政治狀況、社會生活、風俗民情，這壹“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的精神傳統為後世所代代繼承和發揚。
二、抒情詩傳統
從《詩經》開始，抒情詩成為詩歌的主要形式之壹。
三、風雅與文學革新
《詩經》中關註現實的熱情、強烈的政治和道德意識、真誠積極的人生態度，為屈原所繼承和發揚，被後人概括為“風雅”精神 。
後世詩人往往倡導“風雅”精神，來進行文學革新。 陳子昂感嘆齊梁間“風雅不作” ，李白慨嘆“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 ”杜甫更是“別裁偽體親風雅” ，白居易稱張籍“風雅比興外，未嘗著空文” ，以及唐代的許多優秀詩人，都繼承了“風雅”精神。而且這種精神在唐以後的創作中，從宋代的陸遊延伸到清末的黃遵憲。
四、賦比興的垂範
《詩經》的“賦、比、興”的表現手法，在古代詩歌創作中壹直被繼承和發展著，成為中國古代詩歌的壹個重要特點。《詩經》還以鮮明的事實證明了勞動人民的藝術創造才能，《詩經》民歌重疊反復的形式，準確、形象、優美的語言，被後世詩人、作家大量的吸取運用。《詩經》以它所表現出的深刻的社會內容和優美的藝術形式，吸引著後代文人重視民歌，向民歌學習。《詩經》靈活多樣的詩歌形式和生動豐富的語言也對後代各體文學產生了重要影響。魏晉時期，曹操、嵇康等人都學習《詩經》，創作四言詩。文學史上的賦、頌、箴、銘等韻文也都與《詩經》不無關系。
《詩經》的誕生（包括產生、采集與編成），首先在詩歌體裁形式上創立了中國詩歌史上的新體式——四言體。在《詩經》之前，詩歌雖說已誕生，但尚無自己固定的體式，且還流於口頭形式，壹般以二言為主；到《詩經》時，中國詩歌開始真正奠定了自己的創作格局，形成了相對穩定的體式，也就是說，中國詩歌的真正起步，始於《詩經》時代。
《詩經》不僅創立了中國詩歌史上第壹個有形的歷史階段——四言詩，且這種體式影響波及了後世各代的詩歌創作：壹，後代的五、七言詩，尤其五言詩，是在它基礎上的突破與擴展；二，即便在五、七言時代，也還有作者創作了不少四言詩，沿襲了《詩經》形式。
從詩歌的節奏韻律上說，《詩經》也為後世詩歌創了先例，尤其在詩歌的押韻形式與韻部等方面，為後世詩歌提供了範式與典型，這在詩歌創作史上具有重要價值與意義。
更重要的是，《詩經》在創作上首開了寫真的藝術風格——以其樸素、真切、生動的語言，逼真地刻畫和表現了事物、人物及社會的特征，藝術地再現了社會的本質，為後世文學創作（尤其詩歌創作）提供了藝術寫真的楷模與借鑒範式。具體地說，《詩經》為當時和後世活畫了壹卷社會與歷史圖畫，真實地反映了上古時代社會的面貌，謳歌了上古時代人民的勤勞、勇敢，鞭撻了統治階級的卑劣、無恥，為後世留下了立體的、具象的歷史畫卷，是壹部豐富生動的上古時代百科全書。
域外影響
《漢書》記載，西漢時西域各國貴族子弟多來長安學習漢文化，1959—1979年在 新疆連續發掘的吐魯番出土文書中有《毛詩鄭箋小雅》殘卷，確證是5世紀的遺物。新、舊《唐書》也記載，通過 絲綢之路中國與西亞、羅馬進行經濟文化交流，波斯人多有通漢學者。唐建中二年（781）所立《 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的撰寫者景凈是敘利亞人，他在碑文中引用《詩經》二三十處，這證明《詩經》從絲綢之路外傳歷史相當悠久。
中國與印支半島和印巴次大陸的文化交流也始於漢代。漢武帝曾征服南越，分置九郡，推行漢朝的教化，作為五經之首的《詩經》必然進入。在古代漫長的交往中，這些地區的國家都有通曉漢學的人士。在越南據史書記載：李朝十世以《詩經》為科試內容，黎朝十二世科試以《小雅·青蠅》句為題，士人無不熟誦《詩經》。從12世紀開始出現古越南文學多種譯本，越南詩文、文學故事中廣泛引用《詩經》詩句和典故，影響了越南文學的發展，某些成語並保存在現代越南語言中。
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國五經傳入朝鮮。當時朝鮮半島百濟、新羅、高麗三國分立，據《南史》記載，南朝梁大同七年（541年），百濟王朝遣使請求梁朝派遣講授《毛詩》的博士，梁武帝派學者陸詡前往。新羅王朝於765年規定《毛詩》為官吏必讀書之壹。高麗王朝於958年實行科舉制，定《詩經》為士人考試科目。講學《詩經》在朝鮮形成幾個世紀的風氣。到16世紀，朝鮮大學者許穆精研中國經學，現仍保存著他的《詩》說，《詩》說全面貫徹了孔子的詩教思想。18世紀初編纂出版的朝鮮第壹部時調集《青丘永言》，開拓了朝鮮近代詩歌創作的寬廣道路，而它的序文就言明：它的編纂是借鑒孔子編訂《詩經》的思想和經驗。韓國67所大學中文系講授《詩經》，其中34所專門開設了必修或選修的《詩經研究》課程。
唐代日本遣唐使來長安留學，以後也不斷有中國學者去日本講學，從而促進了日本封建文化的發展。第壹個日譯本出現於9世紀，以後選譯、全譯和評介未曾中斷，譯註、講解、漢文名著翻刻，成為幾個世紀的學術風氣，使《詩經》廣泛流傳。日本詩歌的發展與《詩經》有密切聯系，和歌的詩體、內容和風格都深受《詩經》影響，作家 紀貫之（？—946）的《 古今和歌集》的序言幾乎是《毛詩大序》的翻版，目加田誠的譯本被評價為信、達、雅，受到研究者和文學愛好者的歡迎。日本當代學者於20世紀70年代成立日本詩經學會，出版會刊《詩經研究》。
《詩經》在歐洲的傳播開始於16世紀，通過來華的傳教士譯介給歐洲讀者。19世紀初葉起，以 法國為中心的歐洲漢學升溫，《詩經》譯介呈現繁榮景象，歐洲的主要語種都有了全譯本，而且趨向雅致和精確。關於是散譯還是韻譯，曾形成韻律派和散譯派之爭。韋理的譯本可作為西譯追求“雅”的典型，把原著譯成優美的抒情詩，為了體現原著的思想性和藝術性，打亂原來的體制和作品次序，重新按內容分類，附錄又將《詩經》作為中國詩歌的代表與歐洲詩歌比較研究。高本漢的譯本可作為追求“信”的典型，他是語言學家，在訓詁、方言、古韻、古文獻考證諸方面都傾註功力。這兩部譯著在西方產生幾十年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