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壹時期文學創作繁榮，詩、詞、散文等都取得了高度成就。文學理論批評圍繞著當時的創作問題所進行的探討，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績。這壹時期中壹些重要的文學運動和創作實踐問題，如唐代的詩風改革、新樂府運動，不同詩歌流派積累的創作經驗，唐宋兩代的古文運動,宋代詩詞發展中的問題等,在理論批評中都有深入的探討和充分的反映。
唐代初期，文學發展所面臨的重要問題之壹，是如何糾正南朝以來文學創作相對地重形式而輕內容的流弊。唐末五代和宋代初期，這類情況又以新的形式出現。所以唐宋時期，都出現了以復古求革新的文學運動。不同的是,唐代的復古運動是復先秦兩漢之古,宋代的復古運動是復包括唐代文學的優良傳統在內之古。唐宋古文運動的壹個重要的理論主張，是“文以明道”。韓愈、柳宗元都曾倡導這壹主張。韓愈的門生李漢在《昌黎先生集序》中指出：“文者，貫道之器也。”宋代的周敦頤則指出：“文，所以載道也。”（《通書·文辭》）唐宋古文家雖然都強調“道”，但具體內涵不盡相同，有的偏重於儒家的古道，有的則偏重於給“道”以現實的“輔時及物”的解釋。這壹理論對後世的文學理論曾發生很大的影響，直至明、清和近代都有許多人繼續提倡，成為文學理論反對忽視思想內容的武器。至於宋代理學家以道統排斥文學藝術規律的做法，由於其理論上的褊狹性及實踐上的危害性，對後世的文學理論並沒有多大影響。
在詩歌方面，初唐陳子昂等人提倡“漢魏風骨”或“建安風骨”，對於唐代詩歌的健康發展起了很大的作用。杜甫《戲為六絕句》在批判齊梁遺風的同時提出“轉益多師”，強調學習、借鑒前人的創作經驗,對於促進唐代詩歌的發展也具有積極意義。以白居易為代表的新樂府運動，則對傳統的“美刺”特別是“刺”的原則賦予新的內容，並把它發展到壹個新的高度，即要求文學盡可能地對社會生活發揮積極作用。這是古代文學理論批評中具有民主性的精華。以皎然、司空圖為代表的詩歌理論，不僅對詩歌風格作了細致深入的探討，而且對詩歌美學中的意境問題,詩的虛、實及動態美的問題,外在的物與作者的感興、情思的關系問題，詩應重性情、輕詞采的問題，以及關於“象外象”、“味外味”、“離形得似”的問題等，提出了許多精辟的見解。他們的理論雖含有較多的消極因素，但其中關於詩歌創作特別是抒情寫景短制的藝術規律的探討，對於推進中國詩歌美學的發展，還是具有積極意義的。
宋代的詩歌理論,在反對宋初的“西昆體”方面,以及反對後來的以文字為詩,以議論為詩,以“語錄講義之押韻者”為詩等方面，都發揮了積極的作用。值得註意的是，宋代還出現了壹種新的理論批評形式：詩話。其中最有影響的是張戒的《歲寒堂詩話》和嚴羽的《滄浪詩話》，它們從不同的角度對上述違反藝術規律的傾向，提出了尖銳的批評。《滄浪詩話》在批評宋詩流弊的同時,還正面提出了關於詩歌創作的壹系列理論問題,作了深入的探討，如詩歌創作中的“別材”、“別趣”即形象感受和思維能力的問題，詩歌在藝術表現上“本色”美的問題和傳神入化的問題,都富有卓見。其中關於“興趣”、“妙悟”的主張，也具有壹定的合理因素。嚴羽在不少方面繼承了皎然、司空圖的詩歌理論，並作了進壹步發展。但他的詩歌理論中的消極因素，也給後世以影響，如清初的“神韻說”就是吸收了嚴羽詩論中的壹些消極因素發展形成的。宋代以後,詩話繼續發展,陸續出現了許多有影響的著作，如《姜齋詩話》、《原詩》、《隨園詩話》等。直至近代，詩話壹直是詩歌理論批評的壹種重要形式。隨著詩話的發展，後來還出現了詞話、曲話等。
詞的創作在宋代取得了高度成就。關於詞在發展中所遇到的許多問題，如詞與詩、與樂的關系問題，詞的題材及表現上“本色”問題，“清空”與“實質”的關系問題等，在當時的詞論中也得到了反映。 明清時期，中國文學出現了許多新的特點，最突出的就是小說、戲曲文學的勃興和繁榮，出現了壹批在文學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作品。反映在文學理論批評上，便使得小說理論批評和戲曲理論批評也隨之發展起來。正如李漁所說:“天地之間,有壹種文字,即有壹種文字之法脈準繩。”(《閑情偶寄·結構第壹》)對小說、戲曲文學創作的探討,構成了這壹時期文學理論批評的新的特點。
從小說理論批評來看，主要有兩種形式：壹是小說序跋；壹是小說評點。它們所發表的理論批評意見雖然比較零星，但涉及的內容十分廣泛，對於小說創作中的許多重要問題，諸如孤憤說（見發憤說），小說與現實的關系，生活真實與藝術真實的關系，小說評說天下大事及歷代興廢的社會作用，小說家所需要的才能、知識和文學修養，小說語言、人物的個性化及典型創造，小說在藝術表現上的虛實、傳神、虛構及景物描寫，小說思想藝術的感染力，小說與紀事文學、傳記文學、歷史的區別等，都有很多精辟的見解。評點的形式濫觴於南宋，明代進壹步廣泛開始運用於小說和戲曲。由於署名李贄的《水滸傳》評點在明代發生了廣泛的影響，使得評點這壹形式迅速發展起來。後來毛宗崗對《三國誌演義》、張竹坡對《金瓶梅》、脂硯齋對《紅樓夢》的評點，影響也很大。除小說、戲曲外，其他形式的作品如散文、詩詞，以至史籍（如《左傳》、《國語》）、選本（如《文選》）等,也都有人進行評點。明清時期,評點成為發表理論批評意見的壹種相當普遍的形式。
從戲曲理論批評來看,除了序跋、評點外,還有壹種重要的形式即曲話、曲論。其代表著作，明代有徐渭的《南詞敘錄》、王驥德的《曲律》，清代有李漁的《閑情偶寄》。李漁對於戲曲的內容及其社會作用的認識，雖然帶有鮮明的封建禮教觀念，但對於戲曲創作中的種種問題，如重結構、立主腦，典型人物的創造及傳神入化，主要人物和次要人物的關系,藝術的集中和概括,人物、事件的前後照應和埋伏，人物語言的個性化及賓白的重要性，寫景與抒情的關系，情節安排的合理性，以及藝術創新、音律、科諢、劇本等，都有很精辟的論述，達到了很高的理論水平。《閑情偶寄》是中國傳統戲曲理論中最重要的壹部著作。
明清文學理論批評在思想內容方面還有壹個突出的特點，就是在壹部分著作中表現出鮮明的反封建禮教的色彩。這和當時社會生活中資本主義因素的萌生、發展和市民階層的擴大有著直接的聯系。在李贄的“童心說”中，在湯顯祖、徐渭、公安三袁的著作中，在金聖嘆的戲曲評點、袁枚的“性靈說”中，都可以看到這種色彩。其中心內容，是反對封建禮教對於人的正當情性的禁錮和扼殺，要求文學表現人的真實的心性和情感。這是很值得註意的。
在詩、文理論方面，除了上面已提及者外，明清時期影響較大的還有前、後七子的復古主義，王士禛繼承前人有關神韻的理論而發展起來的神韻說，沈德潛以詩的溫柔敦厚為鵠的格調說，翁方綱以堆垛學問為基本內容的肌理說，以及桐城派的散文理論等。這些流派的理論,有的雖有合理因素，或由於不適當的片面強調,以至在主要方面走向了荒謬；有的在藝術上雖有可取的、甚至精辟的見解，但在思想傾向上卻比較落後。對文學理論批評作出更多的積極建樹的是清初以王夫之為代表的壹批思想家，除王夫之《姜齋詩話》而外，其中以葉燮的詩歌理論成就最高，他的《原詩》內外上下四篇，雖然在清代長期不受重視，其中對許多理論問題的探討都超過了前人，對古代文學理論作出了新的貢獻。
中國古代文學理論批評在長期的發展中，結合各種文學創作實踐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討，積累了極其豐富的經驗,並表現出鮮明的民族特點。例如,賦、比、興，形與神、情與理、文與質、文與道、情與境、幻與真，以及虛實、風韻、神韻、風骨、意象、意境、文氣、韻味、趣韻、象外、興象、興寄等，都是中國古代文論所獨具並有著豐富內涵的概念。從形式來看，雖然具有嚴密理論體系的著作相對較少，多數散見於浩如煙海的史著、筆記、序跋、詩話、詞話、曲話、賦話、評點中，但對於文學創作和文學理論的壹系列問題，都提出了許多卓見，具有很高的理論價值。從表述方式來看，雖然總的說，不十分重視抽象的、邏輯的推論和概括，但很重視直接性的審美感受和辨析性的藝術鑒賞，而且常常精細入微，可以意會，難以言傳。這些，都體現了中國古代文學理論批評的特色。 中國文學理論批評發展到近代，隨著社會矛盾和社會性質的急遽變化，隨著西方文學理論的傳入，也開始發生變化。近代早期的啟蒙主義者如龔自珍等，雖然主要還是運用傳統的文學理論，但已認識到改變它的重要性，他們普遍主張文學應和社會生活壹起變革，深刻反映當時“萬馬齊喑”的時代，發憤而作，甚多感慨，推動社會的變革和發展；同時大聲疾呼地反對無病呻吟的“偽體”，反對“藻繪虛車”，要求文學應該“尊情”，特別是引人向上之情，強調文學應發揮“經世匡時”的政治作用。這對後來的改良派發生了很大的影響。改良派則開始引進了近代西方的文學理論,黃遵憲特別重視詩歌從內容到形式的革新,梁啟超等則特別強調文學的社會作用，提出“詩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說界革命”，主張解放文體，在壹定程度上反對封建教條的禁錮，反對桐城派的文學理論。他們公開提倡文學應學習西方，引進“寫實派”和“浪漫派”等西方的小說理論,鼓吹文學為改良主義服務,甚至把小說的改良看作社會改革的根本。他們所倡導的“小說界革命”以及後來南社所倡導的“戲劇革命”，在提高小說、戲曲的社會地位上，發生了很大的影響。近代的文學理論雖也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但在促進文學思想的解放上，作出了歷史性的貢獻。
近代後期文學理論批評的重要代表人物是王國維。他曾受到西方近代科學的影響，因而在傳統文學理論的基礎上吸收了康德、叔本華等人的美學思想。他的文學理論中雖有不少糟粕，但也不乏創見，對傳統的境界說（見意境）作出了新的解釋。
在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傳統的詩文理論雖然流派不少,著作繁多,但除劉熙載的《藝概》、況周頤的《蕙風詞話》等少數著作在藝術創作問題上提出了壹些有價值的見解外，大都陳陳相因,缺乏創見,成就不高，而且往往表現出落後甚至反動的思想傾向。這壹時期具有革命性的文學理論批評著作，是青年魯迅所寫的《摩羅詩力說》。在這部充滿革命激情的著作中，既吸取了傳統文學理論批評中的精華，又表現了堅決、勇敢的反封建精神,提出了徹底沖破兩千多年以來傳統詩教的束縛,並積極介紹歐洲和俄羅斯“立意在反抗，指歸在動作”的具有民主主義精神的文學。它標誌著傳統文學理論批評向現代文學理論批評的過渡。 “五四”新文化運動期間，許多人從理論上鼓吹反封建的“文學革命”，胡適是其中的壹個代表人物。他提倡白話文學，在對封建文學思想的沖突中，曾起過壹定的積極作用；但他所謂的“文學革命”，其實不過是壹種改良。
五四運動以後，十月革命的影響和中國***產黨的誕生，使思想文化包括文學理論批評發生了質的變化。馬克思主義和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在中國得到迅速的傳播。中國***產黨早期的創始人李大釗、陳獨秀等，都曾宣傳過馬克思主義的文藝觀。30年代之前，在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的傳播方面，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瞿秋白和魯迅。瞿秋白是中國無產階級文學和文學大眾化的最早的提倡者，他的《〈魯迅雜感選集〉序言》以及其他理論批評文章，對於中國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批評的建立，具有重要的意義。他大力翻譯和介紹馬克思、恩格斯、列寧，以及拉法格、普列漢諾夫、高爾基等有關文學理論的著作，對當時的文學運動發生了深刻的影響。魯迅在“五四”以後壹直是新文化運動包括新的文學理論批評運動的主將,在成為***產主義者以前,他以革命民主主義為武器,掃蕩封建文學思想,對從“思無邪”的詩教到封建綱常,從“儒者柔也”到“國粹主義”,從《甲寅周刊》到《學衡》等各種各樣的封建思想，都曾作過有力的批判，進行過勇敢而韌性的戰鬥。在成為***產主義者之後，他又是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的熱情的宣傳者和捍衛者，也是反對封建主義和資產階級文藝思想的鬥士。他在晚年，不僅努力介紹馬克思主義的文學理論，而且寫下許多閃耀著馬克思主義光輝的文學理論著作。魯迅的文學理論可貴之處，在於既敢於在白色恐怖下始終如壹地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文學原則，又敢於對革命陣營內在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宣傳上的機械論和教條主義進行鬥爭；他要求創造和發展無產階級的新文學，而又善於吸收古今中外文學和文學理論的豐富遺產；他善於學習外國，而又堅決反對崇洋媚外的西崽相。魯迅不僅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巨人，也是中國現代文學理論批評史上的巨人。
對於“五四”以後封建主義和資產階級的文學理論，雖不能壹概抹煞，但實際上，其代表人物此時已不可能作出什麽新的、重要的貢獻。而且，隨著革命的深入和發展,他們也日益公開地站在無產階級文學的對立面,他們的文學理論，也終於不斷地為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所戰勝、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