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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麽說田野調查是民族學的立身之本

“迄今為止西方人類學主要做異文化研究,大部分理論範式都誕生於那些沒有多少文字記載的社會裏,來自這樣的社會經驗中的理論在詮釋中國時肯定會遭遇困境。相反,植根於中國人民的文化經驗,廣泛而深入地參與田野調查,壹定會提煉出屬於我們自己的人類學理論解說模式。” 在青島大學副教授杜靖看來,紮根民間從事田野調查無疑是推動中國人類學發展的真正路徑。

杜靖主要從事漢人社會和中國人類學史的研究。事實上,早在2002年,杜靖就開始圍繞山東省臨沂市壹個名為閔村的村落進行田野調查,歷經十年,對傳統九族制進行了現代民族誌檢驗,並為華東這個村落中的五服九族制度實踐撰寫了壹部長達72萬字學術專著,近年來在國內外發表學術論文50余篇。

而通過基層田野調查提煉出的“噴泉社會”或“九族連環”理論模型和中國“九族-宗族”理論模型已在人類學、社會史、海外中國經驗研究等領域產生了廣泛影響。

十年田野調查推進學術研究

上世紀90年代初期,杜靖主要從事魯南民俗文化的調查研究,積累了較為豐富的地方民俗和區域社會歷史文化知識。後來杜靖將研究興趣和研究領域逐漸轉移至漢人社會與中國人類學史。2002年—2003年,杜靖開始關註其故鄉周邊閔村這樣壹個魯南地區的小村落,從此開始了他對此地十年的調查研究。

2004年春節期間,杜靖開始對閔村進行嚴謹的人類學調查,對閔村周邊的地理概況、村落的人口與經濟結構、村落的歷史過程、閔村的宗族組織與功能、閔村的喪葬制度與親屬服制等要素進行了深入調查研究並做了詳細記錄,2004年8月份,第壹期調查結束,杜靖獲得了大量的田野調查資料。

英國人類學家、功能學派創始人之壹馬林諾夫斯基認為,人類學家應該采用參與觀察的方式,完全投入到當地人們的生產生活之中,了解當地的文化,收集當地資料。杜靖告訴記者,在調查研究中,為了不打擾鄉村世界的生活節奏,他采取了靈活的策略:“發生什麽,我就觀察什麽、訪談什麽並記錄什麽。白天觀察、調查,晚上整理筆記。應該說,大量民俗文化的調查,並不是詢問得到的,我是在參與過程中獲得了資料。”

隨著調查研究的深入,杜靖與當地人的關系逐漸熟絡起來,杜靖告訴記者,與閔村人慢慢熟悉之後,閔村人經常邀請他介入他們的生育、婚姻、喪葬、祭祀、慶典等民俗活動,甚至日常宴飲。“我不是壹個看客,很多事情我是按照鄉村世界的民俗制度參與其中的,或者說我就是閔人文化活動的實踐者之壹。”

在杜靖看來,他是壹個標準的“土著”報道人。杜靖告訴記者,當年林耀華和費孝通早年的田野地點也是選在他們所熟知的鄉土社會裏面。杜靖認為這樣的調查方法可以看做早期燕京學派脈絡的壹種主動而有特色的追求。

在隨後的幾年時間內,杜靖幾十次重訪閔村,為了弄清閔氏宗族的脈絡,杜靖還前往江蘇、安徽、江西、浙江等省份進行調查研究,眾多田野村落留下了杜靖開展田野調查的足跡。從2002年開始關註閔村到2012年的十年間,杜靖撰寫的72萬字專著《九族與鄉村——壹個漢人世界裏的噴泉社會》出版。。

田野調查既要“融進去”也要“走出來”

杜靖用苦樂並存來總結10余年田野調查體驗。“入蒙山,厲危境,險墜崖而死;涉沂水,遭山洪,幾為漩渦吞沒。”杜靖告訴記者,在閔村調查過程中,他曾幾次遭遇危難,田野調查也壹度受到資金匱乏的限制,但還是壹直堅持了下來,十年前,初進閔村時還是風吹黑發,現在已經是霜上白頭了。田野調查雖然辛苦,但杜靖依然甘之如飴。“瞻仰宗祠、閱讀古碑、與當地人交談,也是壹件至為快樂的事。”杜靖用壹首小詩描繪了他從事田野調查的情形:閱譜抄碑尋古檔,街談巷語綴成行。此生心系於何處?陌上行囊走關江。

田野調查是壹種實地調查,在實際調查中,通過自己的體會來描述當地人的心理和觀點,以壹種新的視角觀察和體會當地人的文化和心理。壹個真正從事過田野調查的人都知道“咨詢人”的重要性,杜靖在閔村的田野調查不僅有豐富的“咨詢人”,而且還與當地村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這種完全融入當地人生活的樣態,成為杜靖田野調查成功的保證。

“大多數情況下住在閔村閔慶新老人家,有時也住在閔令勤老師等人的家中。他們熱情地歡迎我居住,把我當成自己的親人。就連閔慶新老人家中的愛犬也把我視作那個家庭中的壹員了。” 2010年麥收後杜靖重訪閔村,得知閔慶新老人去世後,曾前往閔慶新老人的墳上祭祀並磕頭。

在人類學研究中,與被調研人過分的感情糾葛容易影響民族誌書寫的客觀性,作為壹個受過專業訓練的人類學者,杜靖在自己的田野調查中,早已意識到這個問題,在民族誌書寫時從當地人生活中“走出來”,堅持實驗民族誌的學術立場。杜靖告訴記者,為了保持客觀性,他要經常進行反思。“當我根據田野調查資料質疑某種理論觀念時,就提醒自己:是否為了反駁它而遮蔽了另外壹些不利於自己的論據,從而使自己走到另壹個極端?我的訪問對象是否具有社區代表性?是不是過多地聽取了男性被訪者的聲音而忽略了女性的感受和理解?被訪者是不是為了某種目的而故意選擇了壹種陳述,從而未告訴我歷史的真相?”

除了與諸多學者討論田野調查內容外,為了保持民族誌足夠真實客觀,杜靖還與閔村當地人討論書稿內容。“2011年11月5日,我與閔村人閔慶齡、閔繁林、閔繁代數人討論書稿內容至深夜。我或者根據他們的意見對個別地方進行調整,或者不同意他們的局內人的看法而並陳其意見於註釋之中。我有意識這樣做,目的在於反思民族誌作者的書寫霸權。”杜靖認為,在田野調查基礎上形成的成果要具有壹些後現代實驗民族誌味道。

用中國人類學理論解釋中國社會

記者了解到,當下中國人類學的研究仍然比較依賴西方人類學理論,拿西方人類學理論解釋不斷變化的中國現實。英國人類學家Edmund Leach和Maurice Freedman曾意識到,要想認知中國就必須有足夠的關於中國的知識,因為我們面對的是壹個有著悠久歷史傳統和高度而復雜文明的社會。杜靖告訴記者,紮根於中國本土,用田野調查的方式收集資料,並在此基礎上提煉屬於中國本土的人類學理論才能更好地解釋中國社會。

根植於閔村等中國傳統村落的調查研究,杜靖將現代民族誌書寫與社會史的研究結合起來,不僅對傳統的九族制習俗與理論進行了系統地梳理,而且還把九族親屬制度放置在地域社會中進行考察,提出了極富解釋力的噴泉社會或九族連環社會解說模式。回顧自己的田野調查歷程,杜靖坦言他從最初走“國際規範化道路”到轉向“立足於本土經驗和發揚本土智慧”,最後落腳於中外相通理論之結合,而終於尋找到壹個本土概念和理論架構——九族。

人類學學者們認為,在鄉村組織形式上,這壹新的九族連環社會解說模式將與傳統的市場層級理論、祭祀圈理論、信仰圈理論、水利組織等壹系列傳統理論壹起,讓我們更清楚地認識壹個鄉村社會的日常生活與內在的文化內涵與意義。 中國人民大學人類學教授莊孔韶這樣評價杜靖的田野調查成果:作為壹種制度的研究,明顯看出杜靖把五服壹九族範疇考察落在親屬制度和社會組織上,無論在所謂的宗族社會,或是非宗族社會,五服範疇的變動性引人深思,這也許會成為基層社會組織構成諸環節的新的理論觀察點。

而在中央民族大學博士生尹凱看來,杜靖堅持深入村落從事田野調查的做法,將激勵他們年輕學者踏實做調查,摒棄學術研究中的“結構主義模式”與教條模式,而是要從實際的田野材料入手,對原有的人類學理論進行挑戰與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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