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復興與儒學的現代建構
說到儒學的使命，就不能不回顧壹下上個世紀發展時期儒家哲學對歷史使命的理解和承擔。
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自近代以來所遭遇的挑戰就是近代西方文化對中國社會和文化的挑戰。儒家的回應也是對這種宏觀文化挑戰的回應。20世紀30-40年代，儒學的回應表現為熊十力、梁漱溟、馬壹浮、馮友蘭等哲學體系的出現。這些哲學體系不是對某壹種西方文化思潮的回應，而是對整個現代西方文化的沖擊和挑戰的回應。同時，他們也是這壹時期民族復興意識高漲的產物。中華民族復興意識的普遍高漲成為這壹時期儒家哲學的根本支撐。換句話說，沒有這壹時期強烈的民族復興意識，就不可能有這些儒家哲學的現代建構。
在這壹儒家哲學的發展時期，熊十力堅持了孟子創立的本心哲學思想，根據大義原理確立了本心為絕對實體。這個實體就是宇宙的實體，所以同時也就建立了壹套關於“變中生變”的宇宙觀，所以他的哲學體系是壹個註重宇宙觀建構的體系。馬壹浮把傳統的經學和理學融為壹體，認為所有的道學(也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各門學科)都統壹在六藝之中；他講的六藝就是六經，所以他的哲學體系是壹個註重重建經典的體系。馮友蘭繼承了朱成理學對理性世界的強調，並通過吸收西方新實在論，在哲學上建立了壹個理性世界，這是儒家哲學形而上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所以，馮友蘭的哲學體系是壹個註重形而上建構的哲學體系。梁漱溟早年研究東西方文化理論，後來不斷建構新哲學。從20世紀40年代到70年代，他壹直在努力完成壹本名為《人心與人生》的書。梁漱溟認為心理學是倫理學的基礎，所以他的哲學體系是以心理學為基礎的哲學體系。而賀麟則強調“以儒為體，以西學為用”，或者說“以民族精神為體，以西學為用”，系統地設計了儒學的復興。
上述現代儒家哲學家(又稱新儒家)的著作表明，建設性的、新的儒家思想出現在這壹時期。這種新儒家對時代的回應基本上采取了哲學的方法。換句話說，這是壹個以“哲學回應”為儒家主要方式的時代。這些重要哲學思想體系的準備、闡發乃至建構，都與抗日戰爭帶來的民族復興意識的高漲直接相關。因為這是壹個民族意識上升，民族復興意識上升的時代，民族文化和民族哲學的重建也得到了極大的發展。賀麟當時表達了這種文化自覺，他認為:“中國當前的時代是壹個民族復興的時代。民族復興不僅是抗日戰爭的勝利，也是中華民族在國際政治中的自由、獨立、平等。民族復興本質上應該是民族文化的復興。民族文化的復興，其主要趨勢和根本組成部分是儒學的復興和儒家文化的復興。”“儒教的命運同民族的前途命運、民族的興衰沈浮是壹樣的、不可分割的”。
儒學的當代“在場”:學術儒學與文化儒學
新儒家以哲學的方式承擔著自己的時代使命。然而，儒學的使命並不僅限於“哲學上”回應時代，而是更為廣泛。為了說明這壹點，我們必須了解儒學在當代的現有特征和功能。
儒家的存在並不意味著儒家哲學家或儒家哲學體系的存在，儒家只與儒家哲學家存在是片面的觀點。在最基本的層面上，儒家思想不僅是壹種經典解釋，而且是中國人的文化和心理結構。儒家思想的價值存在於民間，存在於普通人的心中；中國人的倫理觀念至今仍深受傳統儒家倫理的影響。我們把存在於人民心中的儒家思想稱為“民不知日用之儒”，沒有意識。因為是無意識的，所以會受到不同時代環境的影響，無法流暢表達，有時甚至會失真。
當代儒學除了人們日常不知道的隱性層面，還有顯性的“在場”。必須強調的是，當我們理解改革開放以來儒家思想占主導地位的“在場”時，我們對儒家思想的觀念必須改變。不能說壹定要有壹個儒家哲學家儒家才存在，才“在場”。在當代中國，雖然三十多年來沒有出現像三四十年代那樣的儒家哲學家，但在這個時期，我認為有兩個方面值得關註。
第壹個方面是學術儒學。深入研究傳統儒學，把握儒學的發展演變，梳理儒學的理論結構，闡述儒家的各種思想，包括深入研究現代新儒家。這個體系被稱為學術儒學。經過30多年的發展，學術儒學已成為壹道亮麗的風景線，在當代中國學術界占據重要地位，具有相當的影響力。
第二個方面是文化儒學。在過去的30年裏，中國的許多文化思想和文化討論都與儒學有著直接的關系，如討論儒學與民主的關系、儒學與人權的關系、儒學與經濟全球化的關系、儒學與現代化的關系、儒學與文明沖突的關系、儒學與建立和諧社會的關系等等。在這些討論中，許多學者站在儒家文化的立場上闡述儒家思想的積極意義，探討儒家思想在現代社會的運作方式。他們不僅闡述了許多有價值的文化觀念和思想，而且在許多方面與當代思潮發生了互動，在當代中國的社會文化層面和思想界發揮了相當大的作用。這些討論和活動也構成了儒家的壹種“在場”方式，我稱之為文化儒家。從某種意義上說，文化儒學是儒家哲學的壹種表現形式，它在現代社會的日常文化領域中起著批判和指導的作用。哲學的存在有不同的形式。尤其是在當代社會，哲學應該突破傳統的只追求哲學體系的觀念，更加註重對社會文化和日常生活的指導，這也適用於儒家思想和儒家哲學。
所以，絕不能說三十多年沒有儒家哲學家，儒家是壹片空白。除了隱藏的存在形式，我們還需要了解更多樣的儒學形式，所以我用學術儒學和文化儒學來概括和表達儒學在這個時代的“在場”。事實上，在這個社會文化轉型的時代，相對於幾個抽象的哲學體系的出現，學術儒學和文化儒學可能在社會文化和社會思想中發揮更大和更深的作用，它們也構成了儒學未來發展的基礎。
對儒學未來發展的展望
進入21世紀，儒學復興面臨第二次重大歷史機遇。如前所述，百年來儒學發展的第壹次重大歷史機遇出現在抗日戰爭時期，這是壹個民族文化意識和民族復興意識上升的時期。當前，隨著我國現代化進程的深入發展，人們的民族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覺進壹步增強，中華民族和中華文化的偉大復興呈現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在這樣的背景下，儒學現代復興的第二次重大歷史機遇已經到來。儒學如何抓住這壹機遇，儒學研究者如何參與這壹儒學復興，成為時代的重大課題。在我看來，除了上面提到的學術儒學和文化儒學，至少還有幾個理論課題值得關註:重建民族精神，確立道德價值觀，奠定倫理秩序，創造* * *的價值觀，增強民族國家的凝聚力，進壹步提升我們的精神文明，等等。這些方面都是復興儒學所要涉及的重要思想理論工作。儒學只有自覺參與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與國家和民族發展的時代使命相結合，與社會文化發展的需要相結合，才能開辟廣闊的發展前景。
除了這些重要任務之外，還有壹個中心任務應該引起重視，那就是儒家哲學體系的重建和發展。換句話說，隨著中國現代化的進壹步發展，新儒家哲學應該而且必然會出現。它將是中華民族文化的見證，它將是豐富多彩的。在傳統儒學和現代新儒家的基礎上，在學術儒學和文化儒學的配合下，新儒家哲學將隨著中國文化和世界的復興而展開和出現。可以預期，在經歷了上世紀80年代的文化熱、文化大討論和90年代後期以來的國學熱積累之後，隨著中華民族和文化的復興，新儒家哲學的出現指日可待。
(作者是中國哲學史學會會長、清華大學中國問題研究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