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社會生產力處何等發展水平，也不論社會在何種制度下存在，只要是社會性的經濟行為，都必然是在壹定的經濟結構之中活動的，並同經濟結構形成互動的關系。經濟發展或增長的過程，實際上也就是經濟結構不斷演化的過程，也是經濟活動內容不斷增添的過程。
經濟結構和經濟增長是反映社會經濟活動的具有較強關聯性的兩方不同的側面。如果把經濟增長視為經濟總量不斷擴大的過程，而壹定時期的經濟總量實際上又等於所有結構的總量的話，那麽，經濟增長也就等於結構總量的增長。而從動態的角度看，分析經濟增長總是不能離開經濟結構這壹前提的，任何增長都是在壹定經濟結構條件下的增長，經濟結構會從多方面對經濟增長產生影響。比如，能否形成與市場要求相吻合的社會經濟結構會對經濟增長速度產生影響。經濟結構的狀態如何取決於各類要素在各個經濟領域的聚集起向及聚集程度，而現代經濟意義上的增長應是指可滿足社會需求、能順利實現自身價值的包括商品和服務內容在內的社會總產品在量上的增長，因此，各類要素在不同經濟空間的集聚如果是符合社會經濟發展方向的，是符合外部各項需求的，那麽，這種經濟結構就會對經濟增長帶來有利的影響，經濟增長速度自然就會快壹些，各類資源就會高效得到利用；反之，經濟結構就會對經濟增長造成阻礙，經濟增長就會放慢或者停頓，最終導致社會資源的損失和浪費。
另外，經濟結構會影響到經濟增長方式。經濟增長方式是指生產要素的組合使用的方式方法，它決定著生產力系統的整體效能和發展狀況。在不同的經濟結構形態之下，對要素的占有要求是各有不同的，各種要素間的相互替代水平亦不同，經濟增長的源泉構成也勢必會有所不同。美國學者彼特就按經濟增長主動力的屬性，把經濟增長分為了“要素（勞動力、土地及其它初級資源）推動”的增長、“投資推動”的增長、“創新推動”的增長和“財富推動”的增長。不言而喻，這四種不同的增長形式都是要在壹定的經濟結構條件才會出現的。比如，當經濟結構處初級形態之時，社會的經濟增長只能主要依賴於勞動力、土地和其它初始資源的大量投入，經濟成份間的聚合要求較弱，社會生產力處於壹種比較低下的水平。而當經濟增長進入“創新階段”之時，創新技術成份將在經濟結構中占主導地位，傳統的要素將大量地被技術創新所替代，創新將成為增長的主導部門。
再則，經濟結構變化會影響到經濟增長的質量。經濟增長的質量也就是經濟增長的效率，即效率與微觀的各投入和產出相關的經濟變量。說的直接壹些，也就是投入產出的化率。而投入產出既同經濟結構的需求結構有關，又同經濟結構中的供給結構有關，如投入會影響需求的水平，產出會影響供給的水平，需求和供給又與社會的收入水準和分配結構緊密相聯。因此，如果經濟結構中的各個組成部分能夠相互協調，各要素能量可得到充分釋放，那麽，“經濟增長價格”便會相對減低，經濟增長質量的提高也就成了水到渠成之事了。
此外，經濟結構變化會影響到經濟增長周期。經濟周期的波動是滲透於經濟各部門的，如制造業、貿易、金融業等。所以說經濟結構會影響到經濟增長周期是因為經濟結構變化始終是以資本投入、技術創新等因素增減為條件的，社會產業生產力構成（包括中間要素投入結構、產業固定資產的結構和技術結構）當然地會對經濟增長周期產生影響。從資本投入的角度看，無論是企業增大存貸投資，還是機器設備投資，或是房屋建設投資，乃至大型基礎設施投資，如道路、碼頭、隧道等，都必然會引起總需求變動，引至生產和就業的增加，使經濟增長增添新的上升動力，改變經濟增長的曲線，或者是延長增長的上升時間。而經常在經濟長波下降階段出現的重大技術創新，可為社會創造出新的增長快的產業，藉此則可克服下滑趨降波段的低速增長，把社會經濟帶入另壹個具有較高增長速度的時期。
最後，經濟結構會影響到經濟增長的穩定性。受全球經濟壹體化所影響，現代社會的經濟結構越來越多地表現出了世界性的特征，各種社會經濟體系之間的聯系越來越多，相互間的依賴性越來越強。在這樣的條件下，壹社會的經濟結構的開放度、該社會在世界產業分工中所處的位置及經濟專業化程度、產業轉換的彈性大小等方面，都會對經濟增長的穩定性帶來影響。如壹社會的出口商品在需求方面有高度收入彈性的話，經過壹段時間後，其出口增長會表現為快過國民收入的增長；若壹社會經濟增長依賴的是易於受外部景氣影響的產業，那麽，這壹社會的經濟增長穩定性就會較弱。
二、香港經濟結構變化與經濟增長影響的壹般分析
同其它的經濟體系壹樣，戰後的香港經濟增長壹直是同香港的經濟結構變化密切相聯的。因此，戰後香港的經濟增長可以說是“起也結構、落也結構，興也結構，衰也結構”。香港經濟結構及其變化速率對香港經濟增長的影響是體現在多方面的。
首先，經濟結構的缺項性決定了香港經濟增長點分布的偏集性。受自然資源條件所限制及地理位置所影響，香港經濟結構呈現著缺項性的特征，或者說壹直是“發育不全”的經濟結構。這裏沒有生產資本品的重工業，沒有農牧業，微乎其微的采礦業初期在經濟結構中只是處於可忽略不計的地位，後來亦因資源的枯竭而成為消亡的產業。因此，香港永遠不可能建立形成產業門類齊全的經濟體系，社會經濟增長支柱也不可能像壹些國家經濟那樣全面、均衡地分布，戰後香港經濟結構雖不時變換，但基本上體現為數量有限的幾個主導性產業相互間在結構上的比例增減，植根於海港經濟土壤之上的對外貿易及配套形成的其他相關產業始終在經濟增長中占據重要的地位，香港靠在全球經濟活動中長時間扮演“貿易中心’的角色而推進本身的經濟增長。若能俯瞰戰後50余年香港經濟增長變化圖像，很容易就會看出，其增長點並不是多方位分布的，相反，卻表現出了高度的偏集性，即經濟增長點偏於集中，歸根結底，這是由經濟結構的缺項性所決定的。
其次，經濟結構快速轉換性影響經濟增長的持續性。日本著名發展經濟學家渡邊利夫在分析東亞經濟之所以能在世界經濟低迷時期，始終保持旺盛的活力現象時，提出了結構轉換連鎖理論，認為東亞經濟所以能長時期地得到發展，關鍵在於其有很高的“轉換能力”，即東亞各國和地區在根據條件變化進行自我調整，向更加高度化的產業結構轉換的應變能力方面，“顯示出比其他地區更加超前的力量”；而且在該區，由於各國都具有很高的結構轉換能力，壹國的結構調整和轉換會立即誘發他國的結構轉換，從而產生壹種結構轉換連鎖效應，使整個區域經濟保持壹種生生不息的發展活力。作為區內的重要經濟成員，香港在戰後50余年的發展中也表現出了較強的結構轉換能力，從而也推動了自身經濟的長時期快速增長。回顧香港戰後50余年的經濟結構轉化，可以發現這樣壹些特點：壹是結構轉化速率決，如從經濟成長階段上看，香港在50年時間內數度轉換經濟結構，這在其他的經濟體系中是難得壹見的；二是可快速催生某壹產業的產生和崛起，如現代制造業可在香港迅速發展壯大，並使香港較快實現社會工業化；三是完全依條件的變化而調整，如香港工業可因50年代貿易的受阻而異軍突起，亦可因80年代內外部條件的變化而外移；四是支柱產業的高級化進程快，如香港的第三產業由初期的批發零售、出口貿易、餐廳和酒店等傳統行業占主導地位發展到由金融、保險業、地產業以及商用服務業等新興行業占主導地位僅僅用了二、三十年的時間。這樣壹種從多方面表現出來的結構轉化速率無疑會對因條件變化所帶來的種種增長阻力產生化解或減弱作用，因而使社會經濟獲得長時期增長的前進動力。
第三，經濟結構演化的階段性也決定了經濟增長的階段性。經濟結構的升級變化是壹個漸進的過程，它始終要被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和物質技術狀況的階段性所左右，並最終使經濟增長呈現出階段性的增長特征。比如，戰後初期，香港本身生產能力低弱，社會經濟活動主要圍繞轉口貿易展開，經濟增長則表現出了靠貿易發展帶動增長的階段性特征。而自50年代起，當香港的外部資本流入迅速增多，社會經濟活動中的技術成份出口增大後，香港的經濟結構則提升至另壹層次，香港經濟增長也進入到靠對外貿易和制造業***同帶動的階段。當社會的收入水平進壹步提高，社會財富達到較高豐裕程度時，香港經濟結構則顯出了第三產業迅速壯大的階段特征，香港的經濟增長也因此表現為主要靠第三產業發展所推動。
第四，經濟結構的開放性會影響到經濟增長波幅的變化性。對壹社會的經濟結構，可依其與域外經濟聯系的緊密程度大小而對其開放性作出劃分判斷。顯而易見，與域外經濟聯系程度高的經濟結構即應為開放性大的經濟結構，反之，即為開放性小的經濟結構。而不同經濟體系的經濟聯系壹般是以相互間的要素交流為聯結紐帶的，主要體現為資本和商品在相互間的流入或流出。因此對壹經濟結構而言，如果對外貿易和國際間的資本交流活動在其中占較大比例的話，這壹結構即應屬開放程度較高的經濟結構，反之亦相反。而經濟結構的開放性大小或程度高低實質上反映的是壹經濟體系對外依賴程度的高低，因此經濟結構開放性如何勢必會對經濟增長的波幅產生影響：經濟結構開放性大，其對外的依賴程度也大，這種結構之下的經濟增長受外部條件變化的影響也大；相反，經濟結構開放性小，其對外的依賴性也小，這種結構之下的經濟增長受外部變化的影響也就小。香港無疑屬經濟結構開放性較大的社會；無論是按人們通常所用的對外貿易依存度衡量，還是按對外投資依存度判斷都可證明這壹點（見表1、2）。從中也就不難找出香港經濟增長波幅易變的答案。
第五，經濟結構吸納資源的偏好性也決定了經濟增長的導向性。因經濟結構形態的不同，其所吸納的資源構成也是不盡相同的，比如同是吸納資本，有的經濟結構中實物資本多壹些，有的則虛擬資本多壹些；有的經濟結構中技術成份多壹些，有的則傳統要素成份多壹些，這種實際存在著的經濟結構吸納資源的構成偏差勢必會影響到經濟增長的導向，比如是向實物經濟領域偏移，還是向虛擬經濟領域偏移，是推動諸類產業的齊頭並進、全面增長，還是盡力推動某壹產業的發展。因經濟結構的基礎條件影響，在吸納各類資源方面，各個時期的香港經濟結構壹直是表現出有所取、有所舍的特點，由此也使各個不同階段的經濟增長呈現出了不同的導向性。如在經濟結構主要處於吸納貿易及相關資源狀態時，香港經濟則呈現出了主力發展對外貿易業的增長導向；如經濟結構形成了多方吸納資源的動力機制時，社會經濟會出現多元化發展的趨勢便會成為不容懷疑的理所應當之事。總結香港經濟增長過程可以讓人得出結論，香港經濟增長導向性的不斷改變，正是以經濟結構吸納資源的偏好性不斷調整為條件的。
第六，經濟結構的趨軟性會影響經濟增長的收斂性。經濟結構會因其中生產性活動所占比重的逐漸降低而呈現出日益軟性化的趨勢，而這種趨勢的發展快慢亦會對經濟增長的穩定性產生影響。近。十年來，香港因內外部需求條件的改變，第三產業取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服務業占本地生產總值的比重從1980年的69．5％增加到1997年85．2％，而工業制造業卻從1980年占本地生產總值的31．7％下降到1999年的14．7％。這樣的經濟結構輕型化程度在其它經濟體系中是相當罕見的，由此也給服務業造成了所依托的基礎日益削弱的隱憂，這樣的經濟結構壹旦受到沖擊和幹擾，社會的經濟增長就很難回復到原來的增長路徑，如果沒有新的增長因素的出現，或者新的增長動力的形成，增長就會很難達到原來的穩定狀態，或者說經濟活動不能自動向其穩定狀態、穩定增長路徑收斂。“九七”金融風暴實際上也就是對這種經濟結構的壹種驗證，從中也發現了這種經濟結構的缺陷，認清香港所以須經
歷壹場較長時間的痛苦結構調整的原因所在。
三、影響香港經濟結構變化的諸項因素
從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經濟結構對經濟增長是在多方面發揮作用的，那麽，經濟結構本身又要受到哪些因素影響呢？概括而言，下面的壹些因素在香港戰後的經濟結構變化過程中發揮了作用：
1．社會的稟賦資源會對香港的經濟結構產生影響。稟賦資源是社會經濟結構形成的重要基礎條件，壹社會的經濟結構如何，基本上取決於自然資源和其它要素的結合形式。比如，有的地區礦產資源豐富，這壹地區常會形成以礦產生產加工為主幹的產業結構；有的地區牧業資源豐富，這壹地區大多會致力發展以牧業為依托的各類產業。香港是自然資源非常稀薄的地區，土地有限，缺乏礦藏，由此也就決定了香港的第壹產業只能處於極其微弱並逐漸消亡的狀態，因自然資源條件的限制，香港的經濟結構只能永遠定型為“發育不全”類型。但香港又擁有天然良港，這就為各類貿易的發展提供了前提性的條件，從而使貿易活動始終成為了香港經濟結構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香港又是中西方文化交匯的地方，中英文通用，各種不同風格的經營方式在這裏易於生存發展，各種不同來源的資本易於在這裏交匯融合，社會具備了容易吸納勞動力、資本的良好條件，因此亦使勞動密集型產業、資本密集型產業在這裏得到了充分的發展。比如，“二戰”後到70年代，香港的勞動力資源充足，特別是制造業方面的勞動力資源比較充裕，所以在這壹階段的香港經濟結構中，貿易業、制造業占據了較大比重。後來當社會資本資源變得充足時，香港的金融服務業自然得到了長足發展，在經濟結構中所占據的成份必然日趨增多。
2．地理位置優勢影響到香港的經濟結構。評價壹地區在地理位置上是否占據壹定的優勢，既可以從時區方面考慮，又可以從地點上考慮，還可從交通運輸條件上考慮，該地區在這些方面是否占據優勢，自然也會對其經濟結構產生影響。從時區條件方面看，香港地處紐約和倫敦時差的中轉站，是全球各類資本市場24小時全天候運作的重要壹環，因此使香港擁有了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的重要天時條件。而從地點條件上看，如果以香港為圓心，以飛行時間為半徑，5小時航程之內的香港周圍集中著全球半數以上的人口，與那些實行工業化的國家相當靠近，這無疑有助於香港成為國際間商品、資本、技術、信息、勞動力流動的重要集散地。同時香港具有著在全球貿易交往中不可替代的重要航運位置，背後是占據全球人口1／5比例、且世界政治地位、經濟地位日益提升的中國，香港是這壹東方潛在最大市場聯系外部經濟世界的重要窗口和橋梁，這些當然地為香港在促成和推動各類要素流動方面提供了得天獨厚的地利條件，使香港在國際經濟活動中形成了清楚的角色定位，從而衍生出現在的經濟結構組成。而香港的交通運輸條件是相當優良和完善的，無論是港口、還是機場，或是通訊，都可以說是堪稱壹流的，這無疑也會對香港經濟結構產生影響。
3．需求因素影響到香港的經濟結構變化。需求是經濟增長的根本動力，現代社會的任何經濟活動都是圍繞著社會需求進行的，社會需求的變化導向是社會資源配置的最基本動因，社會經濟結構逐步高級化是由社會需求層次不斷提高所決定的。對於具有較高對外開放度的香港經濟體系來說，其經濟結構的形成和變化是內部需求和外部需求兩種力量***同作用的結果。從香港內部需求方面看，伴隨著社會收入水平的日漸提高，人的生活方式的逐步改變，人們的消費支出結構也相應地在發生變化。在60年代占用消費支出較大比例的是食品、飲品、煙草、家庭管理開銷，而經過30余年的發展，人們的個人護理、醫療保健、交通及通訊、娛樂及消費需求有了快速增長，因此勢必會帶來經濟結構的變化。又比如，伴隨著都市經濟模式的形成和發展，要求香港與世界建立起密切的聯系，因此也就帶動了香港通訊業的發展，香港通訊工具不斷更新換代，香港成為人均打出國際電話時間最長的地區，近壹半的人口擁有手提電話，電訊業因此在經濟結構的比重亦與日俱增。而從外部需求看，過去數十年，亞太區經濟蓬勃向上，需求強勁，故帶動了香港對外貿易和服務貿易的發展，如1997年香港對外貿易額已達30754億港元，比本地生產總值高出1．29倍；而包括國際運輸、跨國銀行、國際融資及其它金融服務、國際保險與再保險、國際信息處理、國際咨詢、國際電訊服務、廣告、設計、會計管理服務內容在內的服務貿易方面，在1987～1996年的十年時間裏，其出口年增幅達到了16％，1996年出口額達3929億港元，在世界排名第九位，超過新加坡、瑞士、加拿大和韓國。不言而喻，這種外部需求的增加自然會影響到香港經濟結構變化。
4．供給因素也對香港經濟結構產生影響。實際上整個社會的經濟運行所牽涉的無非就是供給和需來兩個方面，因此，供給對經濟結構產生影響也是理所當然之事。比如，因投入成本較高或無法形成規模，或因資源的消耗殆盡，香港的農業從50年代占香港生產總值的3－4％的比重減為80年代以後的占百分之零點兒的比重，采礦業60年代占本地生產總值尚有微弱的0.2％的比重，到90年代則因資源枯竭而完全消亡。又比如，香港地少人多，可供商業利用的已開發土地資源相對不足，因此使房地產業在香港經濟結構中壹直處於舉足輕重的地位，幾乎成了香港興衰的標誌。再比如勞動力供給在不同時期會有總量和結構上的不同，如果某壹時期的經濟增長主要為勞動力供給所推動，那麽這壹時期的經濟結構應由勞動密集型成份占主導地位。如果在某壹時期勞動力供給在結構上不能滿足社會需求，那麽必然會使某些產業出現發展不足的問題。同樣，資本供給的流向變化也勢必會導致社會經濟結構發生變化。
5．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影響香港的經濟結構。社會的經濟發展始終是以社會生產力發展為前提的，而壹社會經濟結構如何也是被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水平所左右的，社會的產業結構狀態、產品結構狀態、技術結構狀態、企業組織形式、社會分工等歸根結底都要被社會生產力的結構狀態所影響，社會生產力是推動壹社會經濟結構升級的根本力量。戰後以來，香港經濟結構的數度轉換，實際上也是壹直由社會生產力水平的提高所帶動的，香港新興產業的不斷問世，社會生產效率的不斷提高，社會分工的日趨細致，經濟成分的日漸增多，產業結構的日益高級化無壹不是同香港社會的技術進步、人們科學文化素質的提高緊密相關的。
6．政府政策對香港的經濟結構產生影響。政府政策會影響到經濟發展，這是不容質疑的，即使是在政府奉行“積極不幹預主義”的香港，政府的政策對社會經濟結構的變化也是有所影響的。在香港，政府通過自由經濟政策、財政政策、土地政策、某些行業的約束政策等對香港經濟活動加以影響。從基本的經濟政策方面看，香港政府以自由主義經濟思想為其政策制訂的哲學基礎，對經濟活動奉行的是最大支持、最少幹預的主導政策，使社會經濟活動的效能可得到較高程度的釋放。而在財政政策方面，其收入政策堅持的是：（1）維持低稅率、簡單而明確的稅制；（2）使政府有足夠的收入來履行已知的開支承擔；（3）維持嚴格的“用者自付”制度，以厘定各項收費。以期把稅率保持在低水平；（4）維持充足的財政儲備，以應付日後不可預見的情況；（5）打擊偷稅及逃稅；（6）在最有需求的範疇提供寬減。在財政開支政策方面，香港政府則堅持了以下壹些原則：（1）量人為出；（2）控制公***開支規模及增長率；（3）提供良好的環境，維持規模小而效率高的公營部門；（4）公營部門開支的形式，必須反映政府在施政方面所訂的緩急次序。很顯然，這在保持社會公營部門、私營部門平衡及提高這兩大部門效率方面都是有積極作用的，從而也會對經濟結構的轉換帶來積極的影響。當然，香港政府還通過對壹些公用事業的建設、資助、管理和經營來對經濟活動加以影響，比如民生所需的郵政、自來水供應、鐵路、地下鐵路、隧道和社會基本服務，如教育和房屋等，並通過政策、法例確保這些部門保持壹定的效率，如公司化、私有化等。此外，香港政府還利用自身在土地資源供給上的控制地位。根據市場變化調整土地的供應方式和數量，有目的地對香港經濟生活施加影響。同時，香港政府在培育和保護壹些核心產業和新興產業的興起發展過程中，也比較註意制訂並實施積極務實的產業政策，適當地加以產業約束，使這些產業在經濟增長中發揮了應有的作用，如銀行業等。這壹切當然會對經濟結構產生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