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史家情懷：史學的本質屬性之壹是關心未來，關心人類社會的歷史前途。中國先民對於過往與未來的關系，很早就產生了壹種樸素的辯證認識，即“彰往而察來”（《易·系辭下》）。這是中國古代最早的史學思想的源泉之壹。司馬遷著《史記》，繼承和發展了這個思想，提出了“述往事，思來者”的撰述宗旨，即敘述過去的史事是為了使將來的人讀其書而有所思。《漢書·司馬遷傳》顏註謂：“令將來之人，見己誌也。”是深得太史公之意的。司馬遷之誌是什麽呢？是“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之所得，是“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之所得。這正是司馬遷“成壹家之言”的偉大之處（以上引司馬遷語，見《史記·太史公自序》、《漢書·司馬遷傳》）。此後，這壹思想不斷發展，成為中國史學的壹個優良傳統，所謂“多識前古，貽鑒前來”（唐高祖《命蕭璃等修六代史詔》，《唐大詔令集》卷81），成為史家的***識和史學之壹個基本任務的反映。從這個意義上說，史學是人類社會歷史進步的永久的伴侶。
二、歷史智慧。史學伴隨著社會歷史進步而發展，同時也為這壹進步而發揮巨大的作用。唐太宗強調史學有大用，說過“大矣哉，蓋史籍之為用也！”（《修晉書詔》，《唐大詔令集》卷81）。這可能較多的著眼於政治。劉知幾從“見賢而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出發，指出史學“乃生人之急務，為國家之要道”（《史通·史官建置》）。王夫之論史學的重要，則包含歷史經驗教訓的借鑒和人們思想的熏陶和做人的準則（見《讀通鑒論·敘論四》）。龔自珍進而提出：“出乎史，人乎道。欲知道者，必先為史。”（《尊史》，見《龔定庵全集類編》卷5）他說的“道”，偏重於從具體的歷史經驗上升為歷史智慧。這裏，實際包含了“史”與“道”的辯證關系的思想：“史”指具體的史事，“道”指法則和規律。人們認識了豐富的史事，即可認識社會歷史發展的法則；人們要想掌握這個法則，就首先要學習和研究歷史。從發展的觀點來看，中國史學上所壹再討論的“時”、“勢”、“理”、“道”，都具有探索法則和規律的意義，都閃耀著智慧之光。從比較具體的層面看，不論是關於自然的認識如天文、地理、生產活動等，還是關於社會的認識如民為邦本、治國安民、法制、教化、移風易俗等，都積累了豐厚的歷史智慧。歷史智慧是同現代科學知識、認識水平、實踐能力相對待而言的；但是，人們不應當、也不可能割斷二者之間的聯系，正如人們不應當、也不可能割斷歷史壹樣，而任何壹個人（作為社會的人）的認識活動和實踐活動，都不能不受到歷史智慧的啟迪。我們完全可以相信，歷史智慧之光在未來的社會裏仍將放射出燦爛的光華。
三、人本思想。西周末年，“天命”觀念開始動搖，春秋以後，人本思想不斷發展。史學家們壹方面探討天人之間的關系，壹方面探討人與時勢的關系。司馬遷正是在這兩個領域的探討中，真正找到了或者說發現了人在歷史運動中的位置。他在《史記》的撰述中確立了人在歷史發展中的中心位置，並從三個層面作出說明：第壹個層面，是記“王跡所興”而“著十二本紀”；第二個層面，是記“輔拂股肱之臣”而“作三十世家”；第三個層面，是記“扶義倜儻，立功名於天下”的各階層人物而“作七十列傳”。在具體表述上，司馬遷從以下幾個方面寫出了人的活動在歷史運動中的作用：壹是描述了以人事為發展線索的歷史進程，二是肯定了人在歷史轉折關頭或重大事變中的作用，三是指出了人的智謀在歷史進程中的積極作用，四是強調了用人的恰當與否關系到國家的存亡安危，五是關註普通的活動在社會生活中的價值等等。司馬遷關於人在歷史進程中之作用的認識與記述，繼承和發展了先秦時期人本思想的萌芽和傳統，極大地豐富了人們對於人自己的力量、智慧、作用的認識。從這個意義上說，《史記》壹書是歷史之成為人的歷史、史學之成為史家對於歷史的理性認識的標誌，開啟了中國史學的人本思想的傳統，從而對中國史學的發展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這集中地反映在歷代所修的以人物為中心之綜合體史書的長期積累上，眾多優秀歷史人物的感召、激勵作用，成為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的突出表現。
歷史發展到了今天，人們在討論著人類所面臨的壹種新型的經濟形態即知識經濟。對此，盡管有不同的理解和闡述，但在基本點是有***識的，即高技術產業——知識（智力）——人。關鍵是人才，人的素質，人的“充分知識化”。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人們強調“知識經濟時代是真正以人為本的時代”①。有的研究者還指出，聯合國系統和西方國家對高科技產業的研究者、決策者和管理者的個人基本知識要求，可以總結為六個方面，而在第六個方面中即包含有“本國歷史”知識和“科技史”知識（參見吳季松《知識經濟——21世紀社會的新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