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那時的文學史上最濃重的壹筆就是政治性淩駕在文學性之上，政治運動造成了文學的盲從特征。面對那時的作品，我們幾乎能真切的感受到那個時代的政治氣息和那個時代人們的某些精神特征，作品被強行要求放進壹個形勢認可的政治思想和流行的政治傾向。當高昂的革命熱情替代了文學的現實創造和詩意境界，自然而然也就產生與這些要求相適應的文學規範。
二：我認為這十年的歷程雖有種種的不足，但在中國文學史上也是占有相當的地位的。在中國近、現、當代文學史上有著較高的藝術成就和豐富的藝術內涵。十七年文學時期也產生了很多藝術成就很高的文學作品，例如：《保衛延安》、《紅日》、<<林海雪原〉、<<紅旗譜>>\<<青春之歌》、《上海的早晨》、《創業史》、<<紅巖>>、〈暴風驟雨〉等還湧現出如杜鵬程、曲波、柳青、周立波、周而復、魏巍、姚雪垠等優秀作家，在十七年中老舍、田漢等老作家也奉獻了不少好的作品。
當然，十七年文學呈現的特點也是非常鮮明的，因為是建國之初，全國人民對中國***產黨和他的領袖是非常崇拜，國人都非常積極向上，思想非常單純，這也不同程度的反映在文學作品中了，所以這壹階段的作品題材大約有三個：歌頌、回憶、鬥爭。歌頌黨、領袖、社會主義、人民；回憶戰爭歲月，回憶苦難年代，回憶過去生活；和帝國主義、資本主義、舊思想、舊觀念作鬥爭。所以這個時候的少數作品藝術性是不高的，作品也主要體現文以載道的思想，作品的風格往往失之於簡單，人物也呈現壹些程式化的傾向。
對小說這種文學體裁來說，便突出地體現在人物形象的塑造和刻畫上。小說向來以在特定的環境中依靠完整的故事情節來塑造典型的人物形象為己任，刻畫出來的人物有時是壹種現實矛盾的綜合體，具有藝術表現力的意義。綜觀十七年文學史，典型在這裏被過分甚至無限制的誇大，集中表現為壹個無數風靡壹時的革命戰爭小說反復出現的名詞：英雄。在當時，"題材的重要與否決定作品的價值大小"這壹創作判斷標準要求作家只能選擇"重要題材"來表現，即只能表現光明的東西。其中只有那些臨危不懼、視死如歸、堅強勇敢的英雄形象，才能成為作者和讀者***同關心、***同感興趣的焦點。 談到英雄在這裏就不得不談到英雄崇拜。學過歷史的人都應該知道，我們最初在腦子裏形成的英雄觀念大多是來自古希臘羅馬的神話傳說，說明英雄崇拜並不是那個瘋狂的年代特有的產物，而是有著深厚的歷史淵源。在中國卻是盲目的崇拜，而值得提出的是，古希臘羅馬的英雄和中國十七年所塑造的英雄卻有著截然的不同。前者的英雄是既是人類完美的化身，也或多或少擁有人性中醜陋的壹面，而後者的英雄卻是在政治極端理想盲目化的社會條件下被逐步地抽空成壹個代表先進階級屬性、擁有高尚政治品質的固定積澱體；前者有血有肉，和凡人壹樣有七情六欲，並且各人都有自己與眾不同的特點，例如《荷馬史詩》中的阿喀琉斯是個不折不扣的戰爭英雄，卻是壹個英勇善戰卻易怒的統帥，而中國《尹青春》裏的尹青春和《永生的戰士》裏的小武，他們除了"無我"地為集體而存在之外，很難在其身上找到與眾不同的特質。另壹方面，為了體現英雄形象的完全高大化，十七年的小說幾乎都采用了絕對的肯定手法——這實際上也是壹個不成文的規定：只要是英雄就壹定是頂天立地的，即使成為階下囚，仍氣貫長虹高高在上；即使面對千難萬險，仍是由崇高的信仰激勵著，沒有半絲半毫的退縮之意。
“十七年文學”中城市的隱匿更表現為城市文學的稀缺。“十七年”的中國文壇，原“解放區”作家占有著主導地位，他們這些人熟悉的是農村生活，在他們思想深處文藝為人民服務被理解成為農民服務，他們多年來追求的文藝大眾化，更確切地說是文藝的農民化。這就決定了他們的筆往往滯留在農村生活這壹素材域中，而對他們身處的城市缺少必要的反映。即使是壹些反映城市生活的作品，“城市空間”也被簡約為“工廠”這壹鬥爭資本家的場所，且這些作品中的情感抒發方式、道德體系、價值取向、文學想象方式等完全束縛在鄉村文化範疇，反映的是作家們的鄉村情結。城市的隱匿，使得“十七年文學”文本中所表達的現代化訴求缺少精神、物質基礎的構建，同時也表現出極大的片面性。“十七年文學”似乎成了紅色中國、鄉土中國的書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