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者大勇
在有些人看來，能上山擒虎、入水捉蛟、戰場不避槍林彈雨、行俠仗義者是真正的勇士，儒家思想卻認為“勇”不是壹味地輕生好鬥，而是與道德修養密切相關的。沒有是非觀念的“勇”是不足取的，見利忘義或“見義不為”，都談不上真正的“勇”。符合道義的“勇”是中華民族自古就非常推崇的壹種傳統美德。
勇者無懼
《詩經·大雅·烝民》上說：“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強禦。”這首詩是歌頌西周名將仲山甫的，為送他出征而作。這幾句詩的大意是柔軟的東西不輕易去吃、堅硬的東西也不輕易吐出來、不欺侮弱小的人，也不懼怕強權的威脅。詩中祝福仲山甫壹定會不負王命，平定諸侯，安撫百姓，表達了對品德高尚、勇猛英武、不欺軟怕硬、不淩弱懼強的贊譽。
孔子多次談到“勇”的問題。他說：“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即“有智慧的人不會迷惑，有仁德的人不會憂愁，勇敢的人不會畏懼”。這是孔子認為君子應該具備的三種品質，也是壹種完美的人生境界。有仁德的人，能夠寬厚待人，所以無所憂慮；有智慧的人，能夠辨明是非，所以不會迷惑；有勇氣的人，能夠臨難不驚，所以無所畏懼。壹個人能具有其中之壹的品德已屬難得，三者兼備更是不易。孔子坦言自己也沒能做到。不過他的學生子貢卻說這是“夫子自道”，意思是這是孔子的自我描述。在孔子學生的心目中，孔子就是仁、智、勇的化身，如果連他都不具備這三種品質，那誰還能做到呢？
孔子的學生子路，是孔門弟子中性格耿直、崇尚勇力的壹位。稍遇不平，便憤然作色，甚或拔劍相鬥。壹次，孔子讓弟子各言其誌，子路說願舉兵攻敵，必攘地千裏。孔子認為子路只是個憤憤然的勇士，並未得孔門儒學“勇”之真諦，因而教導他有勇更要有義。
據《孔子集語·雜事》記載：孔子遊山，子路隨行。夫子口渴了，讓子路去打水。子路水邊遇虎，與老虎搏鬥，把老虎尾巴拽下來了。子路很得意，把老虎尾巴揣在懷裏，回來問夫子：“上士打虎如之何？”夫子曰：“持虎頭。”“中士打虎如之何？”“持虎耳。”“下士打虎如之何？”“持虎尾。”子路非常生氣，自己與老虎搏鬥，差點兒連命都搭進去了，才落了個下士。他跑到壹邊，把老虎尾巴扔掉，揣了個石盤回來了。子路認為孔夫子先知先覺，明知水邊有老虎，讓自己去打水，就是想讓老虎吃掉自己。所以揣個石盤回來，欲殺孔子。他問孔子：“上士殺人如之何？”子曰：“用筆端。”“中士殺人如之何？”“用語言。”“下士殺人如之何？”“用石盤。”
古人把士人分為上、中、下三等。孔子認為，上等的士人殺人用筆尖，就是“筆伐”，中等的士人殺人用語言，即“口誅”，只有下等的士人才動用武力。就是說，孔子認為，以武力服人的人只是個下等的士人，並不是真正的勇士。子路雖很粗野，卻也明白了殺了孔子自己依然是個下士，而且絕對不能做下士，於是他悄悄地扔掉了石盤。
在孔子看來，“勇”也是有層次的。有漁父、獵夫、烈士之勇，更有聖人之勇。聖人之勇才是孔門儒學所要達到的最高標準。
聖人之勇
什麽是聖人之勇？聖人之勇就是壹種處世態度，即順其自然、臨危不懼、處難不驚、無論什麽艱難困苦都能泰然處之、靜候天命的處世態度。孔子就是憑著這種不驚不懼的聖人之勇，平安度過了多少個生死大難，不動聲色地化敵為友，化險為夷。
孔子帶領弟子路過匡城的時候，由於他的外貌很像陽虎，匡人以為是陽虎而把孔子師徒圍在館舍，想要殺了他們。孔子彈琴唱歌，聲不絕耳。子路不解，問孔子為何如此娛樂，孔子說：“水行不避蛟龍，是漁父之勇；陸行不避虎兕，是獵夫之勇；白刃交於前而視死若歸，是烈士之勇；知窮之有命，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是聖人之勇。”勸子路且靜觀其變。不久，匡人進入驛館向孔子道歉，言其以為陽虎而圍之。
那麽怎樣才能做到聖人之勇呢？君子只要能堅守自己的道德情操，堅定自己對道德的信仰，就可以達到聖人之勇，孔子用自己的經歷告訴了我們。
孔子到蔡國後的第三年，吳國征伐陳國。楚國派兵前去救援陳國，聽說孔子在陳、蔡之間居住，楚國就派人去聘請孔子，孔子準備前去答謝。陳、蔡兩國的大夫謀劃：孔子是個賢人，他所譏諷的都能切中諸侯的弊端。如今久居陳、蔡之間，大夫們的所作所為都不符合孔子之意。現在的楚國，是個大國，如果孔子受到楚國的重用，那麽陳、蔡兩國掌權的大夫就危險了。於是就派人把孔子圍困在野外。孔子無法前往，隨身帶的糧食也吃光了。弟子們都餓得無精打采，孔子卻照樣給他們講學誦詩，彈琴歌唱，傳授詩書禮樂，毫不間斷。
子路面帶怒色來見孔子說：“君子也有窘困的時候嗎？”孔子說：“君子面對窘困仍能堅守節操，小人窮困就會什麽事都幹得出來了。”看到子貢勃然作色，孔子說：“妳以為我是個博學多識的人嗎？”子貢說：“是。難道不是嗎？”孔子說：“不是啊。我只不過能始終如壹地堅持自己的信仰，並用它把全部知識都串連起來。在這點上，我比別人強。”
孔子知道弟子們對目前的處境都心懷怨氣，便想趁著這個機會教導他們應該如何堅守節操，堅定信仰。
孔子先叫過子路，問道：“《詩》中說：‘不是犀牛也不是老虎，卻在曠野上徘徊。’難道我的學說有不對的地方嗎？我們為什麽會落到這種境地呢？”子路說：“想必是我們的仁德不夠吧？所以別人不信任我們。想必是我們的智謀還不夠吧？所以人家不放我們走。”孔子說：“有這些緣由嗎！仲由，我打比方給妳聽，假如有仁德者就必定受到信任，那怎麽還會有伯夷、叔齊餓死在首陽山呢？假如有智謀的人就必定能暢行無阻，怎麽會有比幹被剖心呢？”
子路出來，子貢進去見孔子。孔子說：“《詩》中說：‘不是犀牛也不是老虎，卻在曠野上徘徊。’難道我的學說有不對的地方嗎？我們為什麽會落到這種境地？”子貢說：“老師的學說極其弘大，所以天下諸侯沒有哪個能容納先生的。先生何不稍微降低遷就壹點呢？”孔子說：“賜啊，好的農夫雖然善於播種莊稼，但卻不能保證壹定獲得好收成，能工巧匠制造的器具也未必能使所有人都稱心。君子能夠研究並提出自己的學說，能用壹定的方法規範社會，按照壹定的次序管理國家，但不壹定能被社會容納。如今妳不勤修妳奉行的學說，卻想降低標準、遷就別人以希求別人容納。賜啊，妳的誌向不遠大啊！”
子貢出來，顏回入門進見。孔子說：“《詩》中說：‘不是犀牛也不是老虎，卻在曠野上徘徊。’難道我的學說有不對的地方嗎？我們為什麽會落到這種境地？”顏回說：“老師的學說極其博大，所以天下諸侯都不能容納。盡管如此，先生還是堅持不懈地推行自己的學說，不被容納又有什麽關系呢？正因為不被流俗所容納，所以才顯示出不茍且、不遷就的君子本色！不能研修和完善自己的學說，這才是我們的恥辱。博大精深的學說已經非常完備而不被采用，這是國家統治者的恥辱。不被容納又有什麽關系呢？不被容納，更能顯示出不隨流俗的君子風範！”孔子高興地笑道：“是這樣啊，顏家的孩子！如果妳是個主政者，我願意在妳的手下任職。”
於是孔子派子貢前往楚國。楚昭王派人迎接孔子，孔子才得以脫身。
從這個故事中，我們得到不少啟示。孔子身體力行，在與弟子們同處困境時泰然淡定，方寸不亂，壹如既往，堅定自己的信仰。以自己的言行詮釋了什麽是“勇者無懼”高風亮節的君子。
聖人之勇為何能不武而威？因為它符合天道。儒家認為，上天只輔佑德高的人，聖人德高齊天，天必佑之。而“自天佑之，吉無不利”，所以聖人能不為而成，不武而威，能不戰而屈人之兵，能垂衣拱手而天下治。
仁者大勇
“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這句話表達了“仁”與“勇”的關系。有仁愛之心的人壹定會見義勇為，舍生取義，這才是真正的勇敢。而某些看起來勇敢的人，卻不壹定都是為“義”而勇，也許只是義氣之勇，他們未必有仁愛之心。
《左傳·哀公十六年》中說：“率義之為勇。”大意是遵循道義叫作勇敢。
魯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楚國的兩位大臣子西和葉公在是否任用太子（在鄭國避難時被殺害）的兒子勝時發生了爭執。子西認為勝好結交俠士，有諾必行，可以讓他守衛邊疆。葉公認為勝的講信用和勇敢是不顧道義的，並不是真正的勇敢，反對重用他。
此外，葉公講了壹番“符合仁愛叫作信用，遵循道義叫作勇敢”的大道理，試圖說服子西。結果子西還是不聽葉公的勸導，對勝委以重任。後來勝發動政變，殺了子西壹家。最後葉公平定了這場叛亂，勝兵敗後逃到山上，自縊而亡。
朱熹把“勇”分為“小勇”和“大勇”，他在《四書章句集註·孟子集註》中說：“小勇，血氣所為；大勇，義理所發。”即小勇只是血氣的壹時沖動，大勇則需要道義來激發。《孟子》中記載壹段孟子和齊宣王的對話。孟子聽說齊宣王喜好武力，想用武力征服天下，就來到齊國向宣王進諫。宣王問孟子：“同鄰國交往有什麽原則嗎？”
孟子答道：“有。只有仁人能以大國的地位侍奉小國，所以商湯曾侍奉葛國，文王曾侍奉昆夷。只有聰明的人能以小國的地位侍奉大國，所以周太王曾侍奉獯鬻，勾踐曾侍奉吳國。能以大國地位侍奉小國的，是樂於聽從天命的人；能以小國地位侍奉大國的，是畏懼天命的人。樂於聽從天命的能安定天下，畏懼天命的能保住他的國家。《詩經》上說：‘畏懼上天的威嚴，才能得到安定。’”
宣王說：“講得太好了！不過我有個毛病，我喜歡勇武。”
孟子說：“大王，請不要喜歡小勇。按著劍、瞪著眼說：‘他哪敢抵擋我！’這只是個人的小勇罷了。什麽是真正的勇武？《詩經》上說：‘文王勃然發怒，整軍備武保護莒國，增我周朝的威福，以此報答天下的期望。’這就是文王的勇武。文王壹怒而安定了天下的百姓。《尚書》上說：‘上天降生萬民，為他們設君主、立師長，要他們協助上天愛護百姓，嚴守道德規範，天下誰敢超越它的本分？’有壹個人橫行天下，武王就感覺到恥辱。這就是武王的勇武。而武王也是壹怒就安定了天下的百姓。如果現在大王也壹怒就安定天下的百姓，那麽百姓還唯恐大王不喜歡勇武呢！”
孟子接著說：“大王如果對內施行仁政，減輕賦稅，讓百姓在耕種之余學習忠孝、仁義、禮儀、守信的道理，必會使近處的人們安居樂業，而遠方的人也會前來歸附。如果哪個諸侯失道，使自己的百姓陷入了痛苦之中，大王前去討伐他們，誰能跟大王對抗呢？百姓簞食壺漿來迎接您，難道有別的要求嗎？只是想避開水深火熱的環境啊。如果水更深，火更熱，百姓也就只有轉望別人去解救他們了。愛撫百姓而統壹天下，就沒有誰能阻擋得住他。”宣王點頭稱是。
孟子因勢利導，從天理、民心的角度向宣王闡述王道，最終使其心悅誠服地放棄了戰爭，選擇了仁政，齊國逐漸大治。百姓們都非常感謝孟子的恩德。
勇於改過 善莫大焉
古語說：“人非聖賢，孰能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即使君子，也難免有過。然而真正有智慧的人比常人更有勇氣自省和改過遷善，所以他才偉大而英明。
“聞過則喜”是歷代先賢們所推崇的。唐太宗是中國歷史上最善於納諫的君主，為後世做出了表率。他鼓勵進諫，而對於指責錯了的人，也給予包容而不責備。在大臣們提出意見或指出其過失時，他總是誠懇地說：“卿所言誠有理，是吾思之不熟。”當大臣們聽到有人對皇帝的指責是錯誤的，就對唐太宗說：“他這個指責是錯誤的，應當要受懲罰。”唐太宗說：“不可以。”大臣們問：“為什麽？”他說：“如果我懲罰這個人，以後就沒有人敢在我面前說我的過失了。”有聖君，有賢臣，使政治清明，國泰民安，開創出壹代天朝盛世。
無論進諫還是納諫，要宜勇宜速，要把百姓利益放在首位。齊宣王時修築大宮殿，修了三年還沒有建成，卻沒有壹個大臣進諫。這時壹個叫春居的士人恐長此下去國力有傷，冒死向齊宣王進諫：“如果國君做事不考慮百姓的承受能力，算得上賢德嗎？”齊宣王說：“算不上。”春居又說：“現在您修建大宮殿，面積超過壹百畝，宮殿有三百個門，憑齊國這麽大壹個國家，建了三年還建不成。群臣卻沒有壹個人敢於進諫，請問大王算得上有臣子嗎？”齊宣王沈吟片刻說：“等於沒有臣子。”春居說：“我請求回避了。”說完掉頭走了出去。齊宣王恍然大悟，急忙起身叫道：“春子，請回來！妳為什麽這麽晚才來勸阻寡人？寡人馬上下令停止修建宮殿。”並轉身對史官說：“把這件事寫到史書上：寡人喜歡修建大宮殿，很不賢德，是春子阻止了我。”
見義勇為 勇於抗惡
孔子還說：“見義不為，無勇也。”面對應該挺身而出的事情而不敢去做，是怯懦的表現。這句話表達了“義”與“勇”的關系。見義不為不僅是怯懦的表現，而且是十分可恥的事情。見義勇為則是中華傳統文化中十分推崇的道德行為。
明朝英宗時，刑部有個新科進士當主事，他叫楊繼宗。此人心地善良，辦事公正，管理犯人註重教育，講究人道，不搞逼供。由於政績顯著，被提升為嘉興知府。他“時時集父老，問疾苦，為去除之”。廉潔奉公，儉樸度日，曾被憲宗皇帝稱贊為“不貪汙壹分錢”的人。
當時的監察禦史孔儒，是個貪贓枉法的惡吏，蛇蠍其心，虎狼其性。他借口肅清匪源，到處清鄉，弄得雞犬不寧，人心惶惶。百姓中稍有反抗者，就被指為匪徒，遭到毒打，甚至喪命。楊繼宗對此十分憤慨，張榜通告說：“今後誰家有被監察禦史打死者，家屬可到府裏來申報。”
孔儒得知此事，大發雷霆，拍案叫道：“小小知府，竟敢管到我禦史頭上，真是豈有此理！”親友們勸楊繼宗小心點，楊繼宗並不畏懼。他還專門去見孔儒，直截了當地講：“治理國家要依據法度，官吏們也應各守職責。孔大人妳身為監察禦史，應該彈劾不法之舉，剔除奸弊，勸懲贓官。至於挨家逐戶地清查戶籍，維護治安，此乃地方官員的職責，決非禦史親為之事。”堂堂朝中禦史，竟被壹個地方知府，講得啞口無言，弄得威風掃地。
壹天，孔儒突然闖進知府衙門，直入楊繼宗的住處，企圖收集罪證，以便報復。但見他室內空空落落，十分寒酸，沒有壹件值錢的家具，不由暗暗吃驚。繼續四處巡視，發現床邊有壹只箱子，孔儒心想：值錢的東西，壹定裝在這裏邊。他搶先壹步，上前將箱子打開，壹看，箱裏只有幾件破舊衣服。孔儒始終抓不到楊繼宗的把柄，只好灰溜溜地離開嘉興！
後來，明憲宗把楊繼宗提升為浙江按察史。不久，又升任僉都禦史。楊繼宗去世後，被朝廷謚封為“貞肅”。正是：壹身正氣，抗惡到底；全心為民，無私無懼。邪不壓正，伸張道義；惠澤百姓，光耀天地！
可見，古人講的“勇”是與道德密切相關的，為道義所激發的勇，才是正義之勇。宋代著名文學家蘇軾在《留侯論》壹文中批評那種因壹時憤懣就拔劍而起、挺身而鬥的匹夫之勇，贊揚能忍受壹時屈辱、有遠大抱負的人，認為他們才具備大勇。他說：“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大意是天下有壹種偉大的勇敢者，危險突然降臨不會使他驚慌，無緣無故地受辱也不會使他憤怒。就像漢代的韓信，他年輕時忍受從別人胯下爬過的恥辱，如果當時他對猝然降臨的侮辱不能忍受，拔劍殺人的話，那又怎麽能成就後來的功業呢？可見，必要時候的忍耐，也是勇者的明智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