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研究離不開假說。壹種假說是所謂的“解釋假說”:即建立壹種假說或理論來解釋經驗和歷史，也就是解釋歷史。然而，經濟假說是從大量經驗事實中抽象出來的“公共理性”假說。經濟學從這個假設出發，對經驗和現實進行推理研究。從根本上說，經濟學的任何假設和命題都必須來源於經驗和事實，但經濟學研究不能完全從經驗和事實的歸納出發。現有的理論成果，具體來說就是符合經驗事實的假設，也是經濟理論研究的起點，是從具體到抽象，再從抽象到具體的過程。然而，原本是實證科學或經驗科學的經濟學，壹旦以假設為研究起點，就可能走入壹個形而上學的誤區，即經濟理論的驗證不是取決於理論與經驗事實的重合，而是取決於其自身邏輯的嚴密性。因此，經濟理論的正確性取決於假設的正確性。壹個源於事實的科學假說會在相當長的壹段時間內對經濟學研究起主導作用，比如著名的“經濟人”假說，從古典經濟學到新古典經濟學壹直占據主導地位。但是，任何假設或假說失去正確性後，如果不加以修正，就會導致整個經濟理論大廈的傾斜。目前，新古典經濟學正面臨著這種尷尬和挑戰。英國研究方法論的經濟學家布勞格壹方面認為新古典主義是建立在真正正確的前提或假設基礎上的學科，另壹方面又批評新古典主義自始至終沒有貫徹經驗主義原則。他指出:“現代經濟學的主要弱點是，它不願意使它所產生的某些理論包含壹個可以被明顯反駁的結論，然後它壹般不願意將這個結論與同事們的現實進行比較。"美國經濟學家艾克納批評新古典經濟學從壹開始就發展了"對演繹推理的幾乎不可改變的偏好"，過分強調完全公式化的理論體系的發展，缺乏行為假設和前提條件等充分的經驗基礎。美國經濟史學家諾斯從兩個方面進壹步批判了新古典經濟學:壹方面，新古典經濟學理論沒有時間概念，它研究的是特定時間的資源配置；另壹方面，沒有交易成本的概念，沒有制度分析。根本原因在於缺乏歷史感。不管是證實還是證偽，都是經濟發展的壹種形式。經濟學要想不斷發展，就必須始終保持壹個開放的體系，這也包括經濟史的開放，即必須不斷接受經濟史經驗和事實的證實和證偽。在經濟發展的正常階段，經濟史不斷為經濟理論提供經驗材料，支持經濟理論的各種假設和命題，使經濟理論不斷完善和發展。但是，證實的方法只能導致經濟科學的量的積累，而不能導致質的革命。不僅如此，當經濟學形成壹種固定的範式時，還會出現排斥新理論、新方法的保守傾向。在這壹時期，經濟科學的主要任務是創新和革命。經濟創新的任務是因為現實經濟生活中越來越多的現象無法用現有理論解釋而提出的。但是這種情況不足以推翻現有的經濟學理論，所以經濟學可以轉向經濟史。經濟學方法的證偽主義壹方面受到科學哲學中證偽主義的影響，但更重要的是經濟學的解釋力和預測力受到實體經濟的挑戰，導致了原有信條的危機。此外，經濟學的證偽也來自經濟史的進步。例如，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主要通過各種物質要素的變化來解釋生產力和經濟增長的變化，而不考慮制度對經濟增長的影響，認為在技術要素不變的情況下無法實現經濟增長。但是，美國經濟史學家諾斯研究了16-18世紀的國際貿易史，證明在這壹時期，航海技術沒有發生變化，但世界貿易量大大增加。主要原因是國際貿易體系更加合理，運輸路線更加安全，從而降低了海洋運輸的成本，最終大大提高了海洋運輸的生產率。諾斯的貢獻不僅在於證實了新制度經濟學的相關命題，而且證偽了古典增長理論。作為壹種經濟史學，前提假設壹方面來源於歷史學家和經濟史學家的哲學觀點，另壹方面直接來源於經濟理論。古典經濟學和新古典經濟學的基本假設是“經濟人”假設。歷史哲學也認為，歷史學家根據人性的可能性來判斷過去的歷史，歷史上常見的命題和假設都來源於歷史學家對人性所作的基本判斷，但不同的是，“經濟人”在經濟學中被視為永恒的普遍人性，而歷史上的人性假設不是壹個常數，而是“以最顯著的方式隨每個時代而變化”。這種觀點其實比經濟學中的“經濟人”假設要客觀得多，而產生這種差異的根本原因在於是否有歷史感。古典經濟學和新古典經濟學都把他們所考察的經濟世界視為壹個永恒的世界，所以人性和行為也是不變的。但作為經濟史，它考察的是壹個不斷變化的經濟世界，人性的假設不可能是永恒的。如果經濟史像經濟學壹樣，從不變的人性出發，就無法區分不同的歷史時代。所以，從經濟學提供的前提去研究經濟史，絕不是從這個假設中推導出壹部符合經濟學理論的經濟史，就像我們不能從“義利論”中還原出壹個“學者國家”壹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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