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引言。
從企業發展演變的歷史中我們註意到，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確立以及市場格局的改變，“所有制”等要素特征對企業發展影響作用日益淡化，而企業產品技術特征、資產專用性特征以及交易特征等要素對企業發展的影響則日益增強，並由此形成了不同類型的企業模式。可以推測，在未來的發展中，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與完善，企業中城鄉割裂的“鄉鎮”特征將愈發模糊，而市場化的“企業”特征將愈發凸顯出來，企業的發展將更加遵循作為市場競爭主體的企業發展演變的壹般規律，市場競爭的結果使企業逐步分化或融合，從而形成多樣化的進入市場的方式。用制度經濟學的理論解釋為什麽會出現如此多樣的企業組織其交易的方式，其實質就是在分析、概括企業多樣化的發展模式。
（二）從企業組織其交易關系的視角看企業發展模式。
1．基本分析框架。在本部分中，我們將企業視為進行資源配置的場所。按照科斯的企業理論，用企業制度來代替價格機制進行資源的配置是為了降低交易費用，企業的存在是由於利用市場價格機制進行交換是需要支付成本的。科斯的觀點在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理論中得到了進壹步的發展，威廉姆森提出了企業在選擇其交易關系中，資產的專用性和交易的頻率等交易特征是影晌選擇的主要因素。具體地，在沒有交易專用性投資或當交易經常發生時，“市場”作為壹種治理結構具有優勢，當投資具有交易專用性時，則企業合約更為重要，並且隨著專用性資產的投資增加會使合同安排從短期合同轉向更長期的合同，最終轉向垂直壹體化，因為當資產高度專用時，由於資產的“鎖定”效應，市場治理的風險是很大的，其中資產專用性包括場所專用性、實物資產專用性、人力資產專用性以及專項資產。迪屈奇的新交易成本經濟學又在威廉姆森的基礎上將交易成本拓展到壹個更廣闊的理論框架中。與威廉姆森將交易成本最小化作為研究企業、市場及其混合形式的核心不同，迪屈奇十分強調企業作為生產和銷售活動的核心，並將“效益”概念引入到對企業、市場及其混合形式等不同交易方式的分析上，指出壹種組織方式的適合性，不壹定取決於交易成本，還必須建立在對各自效益的比較之上，而企業的管理效益主要依賴獨特的技術優勢和壟斷力量。當技能與資產利用具有獨特性時，在企業組織內部所產生的收益會更高，盡管內部組織的管理成本可能高於能夠取代其的以市場為基礎的管理成本。但是無論是科斯、威廉姆森還是迪屈奇，他們分析企業交易方式的壹個***同點是以發達的市場經濟體制為前提條件，而企業是在缺少市場交換的計劃經濟體制下發展起來的，恰恰是企業的發展為中國註入了市場經濟的活力。因此，本部分在分析企業發展模式時，除了運用新制度經濟學的有關企業理論外，還將特別強調制度環境的重要性，並將社會經濟制度作為企業發展模式形成的主要影響因素之壹。也即企業協調類型的形成不僅受到產業技術特征的影響，而且受到更加廣泛的社會制度的影響，因為制度之間存在著互補性和自我約束性。
運用新制度經濟學的有關理論，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我們提出如下假設：（1）宏觀經濟社會政治制度決定了企業可供選擇的發展模式的基本空間；（2）當外部制度環境約束逐步解除時，企業發展模式的選擇日益依賴於企業自身的基本屬性，表現在資產的專用性、資產的交易頻率以及產品獨特的技術優勢和壟斷力量等因素特征；（3）由於制度變遷存在路徑依賴、以及制度之間存在著自我約束性和互補性特征，即便是在企業自然屬性相同或相近的情況下，企業也完全有可能選擇不同的組織交易方式，從而是不同的發展模式。
2．企業發展的基本模式類型。根據企業組織其產品交易、與市場協調的方式，在此初步將企業的發展模式劃分為自我獨立發展型、準（半）獨立發展型及完全依賴型。其中，自我獨立發展型是指企業獨立經營、有自己的品牌或獨立的產品，企業進入市場不依賴於某個特定的交易市場，而是通過開拓銷售渠道、建立企業的自我市場網絡，產品直接面向國內市場乃至國際市場。采取此發展模式的企業通常以經營實力較為雄厚的大中型企業為主體；準（半）獨立式發展型是指以本地專業市場為依托的“前店後廠”式企業，以及以本地資源、傳統技術為依托、以本地區域市場為銷售半徑的傳統產品生產企業，包括專門為大企業生產、供應原料、零部件等的承包制的企業；依賴型是指企業自身沒有獨立的生產產品，以為其他企業加工產品、收取加工費為主。大量的企業資產規模有限、技術含量不高的鄉鎮中小企業是依賴型或準獨立型發展模式的主體。
對於企業發展模式的演化，本項研究試圖從以下視角展開分析。第壹，企業發展模式的形成是外部的制度環境、歷史文化遺產，以及企業自身的產品技術特征、資產專用性特征和交易頻率特征等多種要素***同作用的結果，盡管各種要素在不同的發展模式中、企業發展的不同階段所發揮的作用是不均等的；第二，從微觀層面看，企業的發展遵循由依賴型、到準（半）獨立型、再到獨立型的進化路徑；各種類型的企業發展模式之間不存在絕對的邊界，發展模式之間存在著相互轉化，特別是當企業的發展階段發生變化時以及外部市場條件發生重大調整時，這種不同發展模式之間的相互轉化更為突出。第三，對於某個特定的企業，它的發展方式可以同時采取其中的兩種模式，但是它們之間總是存在著壹個主體方式；第四，各種發展模式都具有相對的穩定性和長久的生命力。
（三）各種類型企業發展模式的形成。
從企業歷史發展的主流看，企業的發展大體經歷了由依賴型和準獨立型為主體到獨立型與依賴型、準獨立型的發展模式並存的過程。
1．改革開放以前，宏觀上的計劃經濟體制以及微觀上的人民公社組織制度安排在較大程度上限制了社隊企業（企業前身）發展模式的自由選擇空間。可以講，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社會經濟制度環境對企業發展模式的影響超過了產業技術特征對企業發展模式的影響，從而在較大程度上規定了企業依賴型和準獨立型發展模式為企業主體發展模式的形成，而農民對技術、經營以及資金供給等要素儲備的有限，又進壹步強化了企業這兩種發展模式的主體地位。
企業的前身是人民公社時期的社隊企業，企業發展模式的形成與其社隊企業所奠定的發展基礎以及所確立的發展方向有著較強的“自我約束性”，也即路徑依賴性。因此，探索企業的發展模式非常有必要追溯到人民公社時期的社隊企業發展。
社隊企業誕生於人民公社時期，它是1958年“大躍進”的產物。1958年中央八屆六中全會《關於人民公社若幹問題的決議》中指出“人民公社必須大辦工業”後，公社工業開始脫離農業成為農村產業結構中壹個獨立的產業，不再是附屬於農業的副業。並且，許多人民公社黨委專設工業書記，公社管理委員會設置了工業管理機構，由此也形成了鄉鎮政府直接辦工業的政企不分的管理體制。在當時大辦鋼鐵的宏觀背景下，公社工業的發展基本是圍繞鋼鐵行業，興辦小煉鐵廠、小煤窯、小礦山、小水泥以及小農機修造等，並將農業合作社所建立的許多手工業、農副產品粗加工小廠無償轉為公社工業。1962年，“（公社、生產大隊、生產隊）三級所有，（生產）隊為基礎”的人民公社體制確立後，公社工業也相應地轉變為社隊企業。按照同年中央的有關規定，社隊企業主要放在生產隊壹級作為副業經營，主要經營領域壹是在農閑季節開展短途運輸等活動，二是開展農副產品粗加工。因此，這壹時期社隊企業又退回到“副業”的地位，沒有自身獨立的發展空間，其經營活動半徑基本是被限定在社隊內部，以服務社員為中心，這壹階段社隊企業的發展是依附在公社經濟上。
盡管20世紀60年代初期社隊企業的發展進入了低潮，但是在人民公社化大煉鋼鐵中所積累下的創辦工業企業的經驗卻成為日後各種類型企業發展模式形成的壹筆豐富的制度遺產，對於許多原來從未涉足工業的社隊來講，發展社隊工業不再是非常陌生的新事物，對此開始有了初步的認識，因而壹旦新的發展機遇出現，往往能夠較為敏銳地進行捕捉。在這個時期出現的壹批社會集體與城市回鄉職工聯手創辦為大工業、大企業服務導向的社隊企業發展的小高潮就是壹個典型的例證。60年代初期，國家在經濟調整中將壹批城市職工和於部下放回村。壹些社隊利用這些人才資源及其所帶來的社會網絡和信息資源，與城市企業建立聯系，為大企業加工、生產配套零都件或為企業設備進行檢修服務等。雙方的結合初步形成了企業依賴型和準獨立型發展模式的雛形。這種進入市場的發展路徑壹直延續到60年代未、70年代初城市知識青年下農村鍛煉勞動。據無錫縣的典型調查，20年代以前創辦的社隊工業企業中，有城市工作經歷的技術老工人約占1/3。又如遼寧省海城市福安村，60年代初及70年代大隊建立起的建材廠和鑄造廠分別利用的是從鞍鋼等外地回鄉職工的技術力量和信息源以及知識青年的家庭關系網絡，生產原料或是生產大隊自產（如建材）、或是由廠家直接提供（如鑄造廠），工廠產品的銷售直接供應本地有關建築生產單位或掛鉤的鞍鋼大企業。
1970年，國務院北方地區農業會議提出1980年基本實現農業機械化後，社隊企業的發展又迎來了新的發展機遇。會議要求各地建立縣、社、隊三級農機修造廠，發展小鋼鐵、小煤窯、小水電、小化肥、小機械修造等地方“五小”工業，所需資金除了由社隊自籌外，國家扶持人民公社的資金重點要用在發展農業機械化上。據統計，到1971年底，全國96%的縣建立起了農機修造廠，各地人民公社辦起了農機修理（配）廠（站），大隊壹級則辦起了修理點。而它們當中的壹部分則經過艱苦創業、脫穎而出，最後逐步發展壯大成為擁有自身定型產品的獨立企業。 因此，北方地區農業會議所確立的“五小”企業發展戰略，為當時的社隊企業發展所提供的壹個最大契機是人民公社和生產大隊終於有了名正言順的自我獨立發展、自我創業發展工業的機會，奏響了20世絕80年代企業大發展的序曲。盡管按照當時國家的規定，“五小”企業的經營宗旨是為本地的農業機械化服務，但是與1962年以來壹直將社隊工業置於農村副業的發展定位相比，新的農村工業發展政策是壹個飛躍。它將社隊企業為農服務的領域從以農民生活和農具修理為主，轉向了為農業生產服務為主，從而使社隊企業青機會壹步步地由小到大發展起來，廣泛地進入到機械、冶金、建材、化工等多行業的生產中，在滿足人民公社內部需要的基礎上，向外拓展經營空間，並壹旦外部制度環境寬松、市場放開，企業就可大踏步地進入健康發展的正常軌道。不少社隊農機廠從最初的簡單機械零件加工、農機修理，發展到後來的制造農機具、壹些非標準機械產品，直至最後生產批量標準定型產品。
然而在人民公社體制下，無論社隊企業的技術及產品水平有了怎樣程度的提高，社隊企業在內部制度建設上都沒有實質性的突破，社隊企業的發展始終依附於公社或大隊集體經濟，而不是壹個獨立核算的經營實體。社隊企業的勞動力主要由各個生產隊抽調而來，實行內部用工制；社隊企業不單獨進行經濟核算，企業職工仍像在生產隊勞動時那樣，平時在廠記（工）分，年底回各自的生產隊參加收益分配，職工同工不同酬，收入水平取決於所在生產隊的經營水平（70年代後，不少社隊企業開始進行獨立核算，但是企業的利潤分配比例仍控制在公社或大隊手中）；並且，在計劃經濟的物資管理高度集中、統壹管理體制下，社隊企業的原料基本無法通過國家的計劃供應渠道獲取，只能自找門路。它們有的采取與城市企業“以物換物”方式，即用農副產品及企業的生產產品換取原料，有的利用與大中企業聯營方式直接由對方供應原料，還有的利用大企業及城市的邊角廢料。同時，社隊企業的銷售也無法正常進入市場。計劃經濟宏觀體制和人民公社徽觀制度的限制，使得社隊企業難以形成獨立型的發展模式，除了個別企業外，絕大多數社隊企業的發展依附於本公社或本大隊範圍內的經濟，依賴於大中企業的發展。
這種狀況壹直延續到20世紀70年代末，當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人民公社體制開始瓦解；宏觀經濟體制也開始松動，中央工作會議提出國民經濟發展以計劃經濟為主，同時充分重視市場調節的輔助作用後，社隊企業發展模式的確立才有了根本性的變化，社隊企業終於開始擺脫體制的束縛，更多地從企業自身的技術、交易特征來選擇進入市場的方式。
2．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以及農民個人財產權利保障制度的確立，特別是1984年中央轉發了農牧漁業部《關於開創社隊企業新局面的報告》後，企業發展模式選擇中制度性障礙因素的作用在逐漸減弱，而市場約束、金融資本和人力資本要素的約束以及企業產品結構調整的影響力在逐步強化。特別是買方市場格局的形成、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大趨勢，對企業發展模式的演進產生深遠的影響。企業發展模式的確立日益表現出壹種市場化的結果。
當阻礙企業發展的體制羈絆被打破後，20世紀80年代中期，企業的發展進入了歷史上從未有過的輝煌時期。壹些在人民公社時期已經有了壹定積累的企業開始向著獨立型的發展模式演進，但是從總體水平看，受自身要素供給特征的制約，企業仍基本是以依賴型和準獨立型的發展模式向前推進。壹方面，沿著已經建立起來的發展路徑，企業在原有社隊企業的基礎上繼續做大、做好；另壹方面，企業充分發揮當地的自然、區位、人力資源優勢稟賦，積極摸索、開拓市場，尋求新的發展道路。
在利用當地資源稟創立的企業中，主要是通過兩大途徑發展自我。壹類是利用大中城市工業的輻射，為企業生產加工配套零部件、進行來料加工、成為城市大中型企業的附屬車間，還有的直接為外貿加工產品，獲取加工費。選擇這類發展模式的企業多數是集中在東部工商業較為發達的地區，它們當中的壹部分在此基礎上逐步發展壯大起來，擺脫了對大中型企業的依附，進化為獨立型的發展模式，還有相當多的企業或是倒閉、或是仍舊停留在原有的依賴型和準獨立型的發展模式上。
對於那些遠離大城市、大工業的廣大傳統農區而言，企業更多地是通過充分挖掘當地的自然資源和人文資源優勢，走上了準獨立型乃至獨立型的發展模式。它們的生產通常以當地農副產品資源、地下的礦產資源以及傳統的手工工藝等為依托，產品以量大面廣的大宗產品為主體，並且有相當多的企業是依托當地的產品專業市場進行銷售，或企業直接與用戶建立長期供貨關系，或是通過商販、經紀人進入市場。與此同時，也有大量的企業仍舊保留著原始傳統的家庭作坊式的生產方式，企業沒有自身獨特的產品，與其說是壹個企業，不如講是壹個賺取勞務加工費的生產加工車間。
在以開發本地地下資源發展起來的企業中，絕大多數是采取家庭作坊式的生產方式，企業的發展仍然停留在原始的依賴型的發展模式階段。以煤炭采掘為例，在有著幾千年采煤歷史的山西省，相當多的企業煤礦是采取非常原始的、無生產設備、無安全措施的人工開采，而且這種狀況多年得不到改善，生產的原煤通常直接出售給運銷大戶或定點企業、單位，在企業缺乏獨立產品、缺乏自我營銷渠道的情況下，企業的蠃利水平非常有限，在潞城市的調查表明，1噸原煤只能賺到幾元錢，但是對資源和環境的被破壞卻十分嚴重。據山西省的統計，到1999年底，全省關閉企業煤礦2851家，壓產6867萬噸。又如在貴州省畢節地區，按照地區企業局的介紹，2000平均每個企業的就業人數只有4人，企業所從事的產業基本是礦產資源型，主要產品有煤、鉛、黃磷、生鐵等，有科技含量的產品不足1％，進入市場的主體方式是通過商販或用戶直接出賣資源，如果實施中央提出的關閉3萬噸以下小煤窯的政策，將波及到全地區90％以上的煤礦。
3．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來，特別是90年代後期以來，經歷了人民公社時期和改革開放多年的發展，壹批企業的佼佼者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大浪淘沙、脫穎而出，最終走上了獨立型的發展道路，並且成為國內同行業的排頭兵。它們當中壹部分是白手起家，從準獨立型甚至是完全依賴型的發展模式中通過自我滾動壹步步地發展起來，還有壹部分是在企業創建時就高起點、直接面向國內（國際）市場，而創辦這些企業的老板往往也不再是普通的農民，而是已經通過各種方式完成了資本原始積累的企業家。這些企業的特點是擁有同行業較為先進的生產設備和技術力量，企業的生產規模較大，生產的產品系列化。
據農業部的統計，截止到1999年底，全國營業收入在1000萬元以上的企業達到52000余家，占企業總數量的0．3％，營業收入23000億元，占全國企業營業總收入的23％。
（四）形成企業發展各種模式的主要因素分析。
從本節第（二）部分的分析中看到，企業發展模式的演進是非常復雜的。盡管企業發展的主導方向是沿著由依賴型到準獨立型再到獨立型的路徑演進，但是仍然有相當數量的企業經過多年的發展仍舊停留在依賴型、特別是準獨立型的模式上；而也有為數眾多的企業壹開始就選擇了獨立型的發展模式，此外，也不乏有個別的企業從獨立型的發展模式退回到準獨立型的發展模式上。企業的發展為什麽會呈現出如此多樣的發展模式，是什麽因素決定著企業發展模式的選擇與演進？在此，將根據在第（二）部分中建立的基本框架進行分析。
第壹，企業發展模式的形成首先受制於制度環境所規定的基本框架，制度的互補性與自我約束性發揮著重要作用。改革開放以前，為了實現趕超型的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中國實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和沒有任何自主權的微觀經營機制，也即整個社會的資源配置是建立在計劃配置的基礎之上，不允許市場配置機制的存在，企業僅僅是作為按照計劃要求生產產品的壹個單位，而不是壹個資源配置的基本場所，企業生產所需要的勞動力、資金、場地以及技術等全部是通過高度集中的計劃渠道分配獲得，生產出的產品也同樣納入計劃分配渠道。在這種高度集權的傳統經濟體制下，企業的發展模式基本限定在人民公社體制內部，企業生產圍繞為公社的經濟、為公社社員的生活服務。即使是跳出人民公社的交易範圍，企業的生產要素配置也無法進入計劃配置的主渠道，而由於壹般商品交易的自由市場又禁止存在，因而企業只能是在夾縫中求得生存與發展，如通過產品的“以物換物”（如福安村）、通過與供貨單位直接掛鉤（如淄博市昌亞造紙機械、福安村）、甚至努力擠入國家計劃資源安排中（如海城市三魚泵業）等。在制度環境的約束下，受到制度互補性與自我約束性的影響，企業的發展模式幾乎沒有選擇獨立型發展模式的可能，只能走依賴型和準獨立型的發展模式。
改革開放後，當束縛企業發展的制度羈絆逐步解除，企業發展模式的形成不再存在體制性的障礙後，企業發展模式的演變更加受到自身各種特征的影響，表現為壹種市場化選擇的結果。
第二，企業資產專用性特征和交易頻數是決定企業發展模式選擇的主要要素。對於那些大量存在著的家庭作坊式的小企業來說，企業的主要投入就是勞動者體力或基本技能的輸出，由於企業的專用性資產投資非常有限，如生產場所往往是利用家庭庭院，從而基本沒有場所專用性投資；生產資料通常使用些簡單的生產工具或簡單設備，實物資產的專用性投資規模很小；產品的技術含量通常很低、甚至沒有，勞動力不需要較長時間的培訓，壹般以熟練性生產為主，基本不存在人力資產專用性投資；至於為了某個特定買主而進行的專用資產投資則幾乎不存在。此外，企業的交易頻數彈性相對較大，市場興旺時，企業可以進行通過加班加點增加生產而實現數量相對頻繁的交易；而市場蕭條時，企業可以立即停止生產，勞動力隨即轉向務農生產、或勞務輸出。因此，企業所面對的機會主義的威脅幾乎不存在，市場風險程度相對很小，在此條件下，采取直接面向產品專業市場批發商或由商販上門收購、或直接為大中型企業進行加工件提供的進入市場方式更具有優勢，依賴型或準獨立型的發展模式成為企業的有效選擇，它不僅減少了企業為尋找信息、進行談判、簽訂合同而支付的成本，而且直接銷售費用大大降低，甚至為零，企業從而有可能將產品價格壓到最低，在相當多的情況下僅僅是獲取勞動力的基本報酬，有效地提高產品的競爭力。
隨著企業資產專用性的增強，企業的沈澱成本比例也明顯提高，企業所承擔的市場機會主義風險的成本也在加大，由於鎖定問題，企業不再可能僅僅將投入主要放在生產上，而是需要有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交易合約的簽訂，尋求更多的營銷渠道，並且資產專用性投資的加大，也意味著企業生產需要維持較為穩定的產出規模，以降低資產專用性投資在產品成本中所分攤的比例，因而企業從自身技術特征上要求有穩定而較大的交易頻數，否則如果產品的市場小，就難以收回專用性資產的投資。因此，無論是資產專用性的要素特征，還是企業交易頻數的要素特征，都要求企業不能僅僅依賴於某個市場的買賣現時交易，而必須建立專用性的、相對獨立的市場渠道。在這種情況下，企業需要主動出擊占領市場，利用各種現代營銷手段來建立起自己長期而穩定的市場銷售網絡，企業也從此走上了獨立型的發展模式。
第三，企業產品技術的獨特性也是影響企業選擇發展模式的壹個重要參數。對於那些生產大宗產品的企業而言，由於產品缺乏獨特的技術含量，企業的進入門檻相對較低，企業的產品更接近充分競爭的市場結構，因而是市場選擇企業產品，而不是相反。在此情況下，企業往往需要利用已有的產品市場，以價格或質量來取得市場的壹席之位，因此企業是以依賴型或準獨立型的發展模式推進。而對於那些能夠生產具有技術獨特性產品的企業，它有可能利用自身產品的特殊功能或特殊品質開拓壹個新的市場領域，盡管為此而付出的交易成本會增加，但是由於產品差異性而獲得的壟斷價格卻可以使企業取得更多的凈收益。因此，具有產品技術獨特性的企業通常會選擇獨立型發展模式。值得指出的是，資產專用性投資與產品技術獨特性往往是緊密相聯的，企業產品技術獨特性的獲得往往是由於企業的專用性資產投入，如名牌酒的專用性場所投人，納米技術新材料的專用性人力資產投入及專用性實物資產投入，以及為滿足某壹特定客戶需求而進行的專項資產投入。
（五）企業發展模式的演進趨勢。
第壹，企業發展模式未來的演進將更加遵循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發展變化的壹般規律，阻礙企業發展的制度性障礙將逐步消亡。在今後壹個相當長的時期內，企業的發展模式將是壹種以獨立型發展模式為主導、以依賴型和準獨立型發展模式為主體的基本格局。
第二，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速以及國內買方市場格局的進壹步固化，企業發展所面臨的市場環境將進壹步嚴峻，壹部分已經完成工業化的原始積累、進入良性發展軌道的企業將有可能逐步形成或建立起獨立型的發展模式，而對於大量的生產大宗產品、企業規模有限的企業來說，其依賴型或準獨立型的發展模式不會有較大改變。特別是對於那些從未涉足非農業的農民創業者而言，由於依賴型和準獨立型的發展模式所具有的低成本擴張的特殊競爭優勢，它們幾乎是農民進入非農創業、創辦新企業可以選擇的惟壹發展途徑；創辦企業的門檻將明顯提高，“赤手空拳套白狼”的時代已經過去，企業發展的主題將是調整戰略，正確定位，而不再是擴大數量，“跑馬占地”。
第三，在未來的發展中，企業分化與融合的速度將進壹步加快，在路徑依賴以及市場競爭加劇的雙重作用下，依賴型或準獨立型的企業向獨立型演進的道路將更為艱難，在競爭中被淘汰出局的企業數量將會增加，並且走上獨立型發展模式的企業與那些仍舊采取依賴型或準獨立型發展模式的企業之間的差距將越拉越大，企業內涵的異質性將會更加突出。
對企業發展模式演進分析的政策含義是政府應當按照更加符合國際慣例的方式（如根據企業的規模，或根據企業所從事的產業），而不是站在城鄉二元化的角度來制定有關農村工業化的發展政策。並通過前瞻性的產業政策來改變當前企業部門活動的路徑依賴性質，引導和鼓勵有更多的企業家或投資者將投資目光轉向國家扶持的產業，如農副產品加工業、勞動密集型行業的發展，以最終實現政府的社會經濟發展總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