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前環境下，新的經濟增長模式應註重產業結構的升級、產品的技術含量、自主品牌和自主創新能力，以及產品附加值和盈利能力的提高。/李壹萍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金融危機對中國經濟發展有壹定影響，這無疑與我們現有的經濟發展模式有關。因此，我們應該以危機為契機，尋求新的經濟增長模式。這種新的經濟增長模式有兩個顯著特點:壹是充分重視內需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以內需和外需並舉推動中國經濟發展。二是有利於創新，有利於經濟結構的提升，有利於自主品牌的建立。從某種意義上說，美國次貸危機對中國的實體經濟是有影響的，因為內需不足。中央政府高瞻遠矚，出臺了壹系列刺激內需、確保經濟平穩較快發展的措施，都是非常及時、完全正確的。從長遠和戰略的角度來看，重視內需對經濟發展的拉動作用，應該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常態。首先，中國是壹個大國，經濟發展模式不同於小國。經濟學有壹個非常經典的論述，大國的經濟發展模式應該和小國不同。當代發展經濟學的代表人物霍利斯·錢納裏(Hollis Chenery)在其著名的《結構變化與發展政策》(Structural Change and Development Policy)中，對大國和小國的發展模式進行了比較。結論是:“大國發展形態的主要特征是國際貿易水平低。國家越大，政策越內向，其經濟就越傾向於封閉。在整個轉型時期，典型的大國出口量是國民生產總值的12%，假想的半開放國家出口量是6%。”小國的經濟發展模式與大國不同。“那些導致大國貿易受限和平衡增長的因素，在小國卻產生了相反的效果。後者資源不那麽多樣化，市場更小，增加了對外貿易的收益，對大多數小國來說，外資更容易獲得。”這些論述為我們提供了理解大國經濟增長模式的基礎。如果說改革開放初期因為資金短缺而更多地依賴外貿，那麽當有了壹定的資本積累，國際經濟形勢發生變化時，就應該不失時機地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以內需為主，並將其調整到戰略高度。其次，重視內需刺激經濟發展，更直接的原因是美國次貸危機帶來的教訓。中國以前的經濟發展模式曾經嚴重依賴外需。壹旦外需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就會出現以下情況:壹是經濟發展受世界經濟波動影響較大。比如2004年到2007年，世界經濟處於壹個比較快的發展時期，對中國產品有很大的需求，中國經濟就會處於壹個比較快的發展時期。但是，壹旦世界經濟不景氣，特別是對我們產品有大量需求的國家，我們國家的經濟發展就會相當被動。這就是我們國家的現狀。第二，當經濟嚴重依賴外需時，由於原材料在外，產品在外銷售，上遊產品尤其是原材料價格上漲，會導致國內產品價格上漲，造成輸入性通脹。這是我們國家2007年底到2008年上半年的情況。第三，國際貿易中的逆差國將要求順差國升值貨幣，以緩解其經濟壓力。這幾乎是美國面對對日對華貿易逆差的慣例。逆差國家要求順差國家的貨幣升值，或者本國貨幣貶值，使得順差國家的經濟發展雪上加霜。面對市場，任何市場主體都要保護自己。從保護的角度，我們也不能把雞蛋放在壹個籃子裏。我們不否認對外貿易的積極作用，但基於美國次貸危機的教訓和基本國情，中國經濟發展的戰略取向應該是充分重視內需。甚至就提高我國人民的生活水平而言，也應該如此。再次，強調以內需推動經濟發展應該是壹種常態，因為經濟下滑時重啟的成本大於常態下的運營成本。壹旦從戰略層面理解了以內需促進經濟發展的模式，關註內需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就成為壹種常態。內需作為壹種常態，壹直在穩定不間斷地發揮作用，這裏面包含了發展的慣性和經濟規律的作用。啟動內需是在經濟發展下滑時借助行政力量啟動的。提振內需、防止經濟下滑的政策措施通常是應急的。如果把內需分為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投資是啟動內需的直接力量，其次是投資拉動消費。在我國特定的行政隸屬體制下，中央政府所期望的目標和措施，會在號召執行的過程中被放大，甚至演變成亮點工程和形象工程。問題不僅在於此，還在於經濟下滑壹旦開始，就需要更大的動力才能再次啟動，就像汽車停下來重新啟動壹樣。既然如此，為什麽不把內需作為壹種常態來促進經濟發展，使我國經濟健康穩定發展呢？最後，壹個國家經濟的健康發展必然是外需和內需並重。內需和外需是壹個國家經濟發展的兩個輪子。如果說改革開放以來外貿是主輪，那麽從長遠來看，中國必須建立另壹個輪子，即內需，也就是建立消費型社會，讓內需成為刺激經濟發展的常態。只有兩個輪子都健全，我們的經濟才能穩步發展。反思當前環境下的危機，這種新的經濟增長模式要註重產業結構的升級、產品的技術含量、自主品牌和自主創新能力，以及產品附加值和盈利能力的提高。經濟結構的提升和經濟發展是相輔相成的。沒有經濟結構的提升，就不會有經濟發展的質的飛躍。從第壹產業到第二產業，再到第三產業，是經濟結構改善帶動經濟發展的典型。試想，如果經濟結構沒有突破，在壹個不變的產業平面上，經濟發展總會有盡頭；壹個不變的產業平面不可能包含無限的經濟發展。不可否認，中國產品附加值低，產業層次低，缺乏競爭力。廣東省是大蕭條的重災區。廣東省委書記汪洋指出:“這次金融危機給廣東上了生動的壹課。過去利用廉價的土地和勞動力成本，承接國際產業轉移發展起來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其低端產能在金融危機的沖擊下暴露無遺。”國務院發布的《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2008-2020年)》也認為，改革開放以來，珠江三角洲地區取得了長足進步，但“產業層次主體低、產品附加值不高、貿易結構不合理、創新能力不足、整體競爭力不強”，強調傳統發展模式難以為繼。進壹步發展必須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大力推進科技進步，增強自主創新能力。1997亞洲金融危機如何爆發的案例也證明了核心技術、自主品牌、結構升級的意義。亞洲金融危機是多方面因素造成的，但其中壹個重要因素是，亞洲國家雖然在增加出口依存度和出口的技術含量，但真正屬於自己的東西並不多，這是發達國家出口平臺政策的壹個應用。發達國家出售知識產權，不僅可以利用發展中國家的廉價資源和勞動力，還可以占領發展中國家的市場。這是壹種先天不足，容易受到人為控制的經濟發展模式的影響。在這場危機中，不同的企業有不同的表現。深圳的EVOC智能集團生產各種專用計算機。他們以前只是臺商的代理，但他們的前瞻性思維讓他們未雨綢繆，最終成為擁有自主品牌和核心技術的企業。僅用了10年就成為中國第壹，世界第三。中國福建省石獅市大力打造自主品牌，提升技術含量。國內市場廣闊，市場結構合理。自主品牌和廣泛的市場認可度，使其在供需雙方的結構上相當於賣方市場，資金回流順暢，受經濟蕭條影響不大。有了品牌，就不能壹勞永逸。要想讓品牌所包含的內容永遠站在前沿，就必須不斷提高品牌的技術含量。以玩具為例。壹些傳統玩具生產企業雖然也有品牌，但因為技術落後，經營困難，而將玩具與動漫技術、機器人技術結合的企業，銷售很好。上述分析表明，我們必須抓住機遇，提高經濟增長的科技含量。“全新的”增長模式當前的危機是危在旦夕的有機物，也是升級經濟增長模式的契機。轉變經濟增長模式的實質是人力資本的聚集和升級以及有利於創新的制度安排。早在20世紀60年代，舒爾茨就認為應該有壹個包羅萬象的資本概念，不僅僅是傳統意義上的物質資本概念，還包括人力資本的重要性和對人力資本的充分認識。馬歇爾還深刻地指出，“自然”在生產中的作用可以歸結為報酬遞減，但“人”的作用卻是報酬遞增。現代經濟增長理論認為，通過對增長過程的實際考察，發達國家人力資本對經濟發展的貢獻大於物質資本。那麽，提高經濟增長的科技含量和勞動密集型產業有矛盾嗎？矛盾顯然是存在的。勞動密集型產業通常是建立在人數眾多的基礎上，而不是人的素質的提高。它是壹種註重經濟總量增長而不是提高經濟增長技術含量的經濟增長模式，其總量的增加依賴於更多的勞動投入而不是創新。當然，由於中國人口眾多，勞動密集型的經濟增長模式不可能壹下子被淘汰。可以在廣大地區進行梯度轉移，在發達地區率先轉變經濟增長模式。我們的經濟增長模式也應該是雙重的，壹個是經濟發達地區的促進型經濟增長模式，壹個是不發達地區的勞動密集型經濟增長模式。還需要指出的是，重視技術密集型和人力資本密集型的經濟增長模式與保障就業並不矛盾。經濟結構升級會在更高層次上提供新的就業崗位，同樣的資本在經濟結構升級後會創造更多的就業崗位。產業結構升級會在短時間內導致壹定的結構性失業。但是，只要我們加強學習，解決再就業問題並不難，整個社會的素質也會得到提高。我們還應該建立有利於轉變經濟增長模式的制度安排。這種制度安排首先是壹種市場競爭機制，市場本身是有選擇性的。在開放的市場中，市場機制會強行淘汰落後。激烈的競爭是產業結構升級的杠桿。其次，壹個社會的激勵性和包容性。我們應該鼓勵創新，容忍創新過程中最初的“異端”和失敗。最後，在我國特定的制度背景下，研究幹部的考核標準和選拔機制，使幹部的行為有利於創新，有利於經濟結構升級，有利於長期行為和科學發展，而不是片面追求GDP。(作者是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教授，博士生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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