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書?藝文誌》對於諸子的起源有過清楚的論述：“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法家者流，蓋出於理官；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縱橫家者流，蓋出於行人之官；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農家者流，蓋出於農稷之官；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不難看出，這些學派的起源都有壹個顯著的特點，基本上都起源於官。這些官雖然各司其職，分工負責，但目的與功能都不外乎道德問題。
《大戴禮記》中說:“古之卿政以治天下者,冢宰之官以成道,司徒之官以成德,宗伯之官以成仁,司馬之官以成禮,司寇之官以成義,司空之官以成智。”這表明，“司徒”等官職在堯舜時期就已經設立，“道、德”治理在五帝時期就成為政治的主軸。
道德，是中華傳統文化各家學說、各個學派的總歸宿和最高境界。中華傳統文化，上溯其祖根，初創於伏羲的“易道文化”(以原始“易學”為標誌)，成形於黃帝的“法道文化”(以馬王堆出土《黃帝四書》內容為標誌)，成熟於老子創立的“道德文化”(以《道德經》為標誌)，她們***同組成“以易闡道、以法論道、以德證道”三部曲，為諸子百家之源頭，為中華文化之發祥，非常完美地構成中華道德文化大系統。老子創立的“道德文化”對他以後的諸子百家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他是公認的“百家之祖”。所以，中華文化從本質來講是道德教化的文化，道德回歸、道德熏陶、道德實踐、道德修養、道德傳播等，幾乎是中華文化精神與內容的縮影。
二、道德文化的基本價值
(壹)自覺憂患。內修道德，見微知著，具有高度的預見性、洞察力和判斷力，這叫做自覺。將自覺常態化，成為心靈深處亙古回蕩的警鐘，則為自覺意識。大眾自覺意識的培養是社會、企業與個人規避風險的基石。
《周易》中說：“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意識說，壹個富有道德修養的人，應當終日不懈地自覺激勵，晚上也要戒懼警省，這樣即使有禍端也能避免。老子認為：“為之於其未有也，治之於其未亂也。……慎終若始，則無敗事矣。”意思說，在矛盾還沒有產生的時候就提前介入，在亂象還沒有顯現的時候就預先治理。把自覺意識貫穿始終，就不會有失敗了。在道德文化的熏陶下，中華民族湧現了大量具有自覺意識的精英，他們前瞻性地運籌帷幄，先覺地勘破迷霧，自由通達。如諸葛亮《隆中對》未出山已知天下三分，劉伯溫《時務十八策》謀定大明天下……精英們從不在危難中缺位。中國的新壹輪再發，需要人民的精英，更需要精英的人民。精英意識能否復制、普及為群英團體，將是我國經濟社會可持續性發展的關鍵因素之壹。
(二)自信自強。自信是什麽？它是壹種軒昂的底氣，以道德修養為基礎，就有了正氣而無傲慢；以文明沈澱為內涵，就有了厚實而無浮華；以民族認同為標識，就有了尊嚴而無自卑；以中華復興為責任，就有了振作而不頹廢。中華文化的自信壹開始就站在道德關懷和天下主義的制高點上，把自我心靈修養(內天下)的抱負，擴充到世界和諧大同(外天下)的責任。
西方文化從蘇格拉底開始，目光從自然中心轉到自我中心，到今天泛濫成個人貪欲。現代西方文化的自覺意識，更多的是通過征服自然滿足自我物欲的意識。西風日漸，在全球化、市場化的進程中，在經濟快速發展中如何提升全民素質，規避道德淪喪是非常迫切的課題。西方炫耀“正義就是強者的利益”的荒謬邏輯，建立在強勁軍事、經濟實力上的西方文化，以浮華耀眼的優越感給我們造成了空前的自信危機。西方科技和經濟單純發展物質文明所產生的惡果正逐漸顯現，這種“自己活不讓別人活”的達爾文主義的模式成本過於高昂，不值得效法。
(三)睿智清醒。大哲學家亞裏士多德認為“閑暇(即寧靜沈思)才能產生智慧”，他特別重視在心靈美德基礎上培養智慧。恩格斯最崇拜、欣賞的品德和機智兼備的軍事家——亞歷山大就出自他的門下。
《淮南子》中說：“執元德於心而化馳若神。”意思說，只有心修道德，才能產生自由馳騁於萬事萬物的大智慧。老子說：“前識者，道之而愚之首也。”意思說，淺表層的智力，僅是思想的外在光華，看似鮮亮實則愚昧的開端。如果失去道德修養的支撐，智與慧的開發不同步，聽憑後天智力的單向發展，那麽屬於慧心的潛意識與預見性、創造性思維和靈感將難以透發，慧心也容易被蒙蔽。大智慧的精髓是“內求法”。中醫學認為，腎臟蘊藏著支撐智力活動的能量，又稱為“智德”和腎氣，而腎又生精，精氣上行補充於大腦，大腦與心靈相通，智力與慧性互補，壹旦“腎精虛損”就會出現精神萎靡、反應遲鈍、記憶力下降的病理表現。凡被酒色淘空了的身軀，智慧之光必會消磨。
在世界性經濟危機的影響下,我國的經濟形勢不容樂觀，正需要靜下心來睿智地重新布局和盤活新的增長點。我們的幹部和企業主如果沈湎燈紅酒綠、歌舞升平，同樣會磨損銳氣，耗散智慧。美國學者布熱津斯基在《第二次機遇》中反思：“誰要扮演當今全球的領袖角色，都需要有壹種能夠把握世界時代精神的本能。”人文是心靈之燈，儒雅是交流的潤滑劑，雋永的智慧既可以使個體、團體與國家之間競爭的成本降低、資源得到高效整合及實現良性循環，還可以使我們肩負起引領人民克服各類艱難險阻的使命。
(四)勇擔責任。在生物世界中,生物圈的分布格局呈金字塔形，層級越高，數量越少。處於金字塔頂端的生物所起的作用最大，因為高端生物不僅生存所需要的能量和資源最多，而且它們的微小變動將引發其他生物的巨大變化，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能力最大的人所承擔的責任就最大。
老子認為，人類對待自然的責任是“能輔萬物之自然，而弗敢違”(始終遵循自然規律，竭力保持生態平衡而不敢有所違背)；對待同伴是“聖人恒無心，以百姓心為心”(有高度道德修養的聖人，心胸寬廣而沒有私心，始終把百姓的冷暖放在心裏)；對待國家社會的責任是“執壹以為天下牧”(從道德的高度教化人民，統領社會與國家)。從而告誡：敬畏自然，***同呵護生存環境；效法聖人，壹起維系人際和諧；以道德為最高宗旨，凈化社會風氣，規範大眾行為。
大禹治水居外十三年，三過家門而不入，由於長期在水中勞作，腿上的汗毛磨光了，腳趾甲脫落了，腰以下的肌肉都潰爛生蟲了。以至於人們感慨：“微禹，吾其魚乎！”意思說，要不是有大禹，我們現在早已變成魚蝦了。他的豐碑建立在大地之上，後世的人稱國土為“禹域”，就是對大禹最好的紀念。身處戰國的亂世中，孟子說：“如果想以道德來安撫治理天下，在當今之世，除了我還有誰可以肩負這個責任呢？”中華興衰，我的責任。我們的社會責任是大國崛起大誌向的外在顯示和擔當，從個人生存價值向國家社會經濟進步***同的責任價值轉變，從而在個人與全局、人與區域人、人與大自然之間傳播持久的關懷和大愛。
(五)合作***贏。傳統中醫學認為，人與自然環境“天人合壹”，人的機體與精神“形神合壹”，所以人體是壹個整體的“生態系統”。人體依賴“天人、形神”兩大生態系統而獲得健康，我國的生產與經濟活動的成功同樣依賴兩大“生態系統”：這裏的“天人”是人與自然資源的生物鏈，這裏的“形神”則是經濟人與經營模式的關系鏈。在區域性合作的世紀，***生***贏及合作發展才是可行的路徑，而獨占和單打與信息***享化、全球壹體化的時代潮流背道而馳。所以，所有行業企業理應放棄劍拔弩張的沖動，放棄非理智的惡性競爭，杜絕殺雞取卵的同行壓價，避免壹窩風的重復經營，相互容忍地生活在“生態系統”***同的屋檐下。
《易經》中的“比卦”就蘊涵親密團結、真誠合作的深意。老子說“生而弗有，長而弗宰，是謂玄德。”意思說：對創造的成果並不獨自占有，對事業的發展並不唯我主宰，這樣的合作關系才最為穩固，因為它的核心價值觀是“玄德”——高尚無私的品德。老子不僅把市場利益視為生態資源，不允許個人擅自霸占，而且進壹步把合作成果以及合作本身視為自然生態，恢復它公正獨立、平衡***享的道德屬性，告誡合作者和競爭者要從屬、臣服於這個生態系統，遵循“天下為道” 的自然規律，而不是讓生態系統隸屬、淪落於人的私欲。即以敬畏心對待同類和生態、以“玄德”觀鞏固利益資源和合作態勢。
將互利精神引進經濟領域，制定道德約束，功利性的商業活動和資本運作才會恢復智慧、理性與溫情。在壹個經濟體系裏，經濟行為主體把求自身利益與交換對方的利益結合起來，不僅關心自己的利益，而且也要關心別人的利益。這也符合“經濟最優化”的現代經濟學規律。
(六)真情包容。高尚無私的德，是萬物最大的公約數，德越淳厚，就越具有承載性和包容性，顯示出的情感就越真切無私。
究竟如何才能具備這種承載性和包容性呢？老子說：“江海之所以為百浴王者，以其善下之，是以能為百浴王。”意思說：大江大海之所以能浩渺深淵，是因為它們善於居於下位，始終把自己擺得低低的，海納百川地接納了涓涓細流，成為水中的王者。歷史上，周文王以“握發吐哺”的精神實行仁政，使天下諸侯和賢士競相歸附，形成“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形勢。正應了老子的壹句話：“故居前而民弗害也，居上而民弗重也。天下樂推而弗厭也。非以其無爭與？故天下莫能與爭。”意思說：有德的人，他自然具備包容心和真感情，即使他走在前面，那是他引領大眾邁向真善美的和諧之境，對百姓絲毫不構成傷害；即使他居於尊貴的位子，那是他勇擔服務大眾的職責，肩負天下和平、眾生幸福的重任，對百姓絲毫不構成壓力。所以天下都無法與此相爭。
三、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研究道德文化、推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重建
(壹)道德文化與中華文明的興衰
中華文明歷史的沈浮就是壹部道德文化的興衰史，天下有道，則國家昌明；天下無道，則國家混亂。漢代道學的興起，客觀上促進道德文化的傳播，唐代以“清靜無為”為國策，從而形成百國來朝、四海賓服的道德文化鼎盛局面。宋遼金元時期，四百余年間，道德文化進入了壹個遲緩的發展變革的新階段。明清兩代五百多年，統治者對道德文化徒用其表，外有異族入侵，內因理學禁錮，由漢唐所積累的道德資源“莫之能守”，與整個封建社會的衰落同步，道德文化步履惟艱。後儒在宋明時期的自我拔高和不斷僵化，偏離了道德文化的主線，故步自封，導致科學與人文的分離，為“西強中弱”長期格局的形成種下苦果。
改革開放以來，在西方文化的物欲主義影響下，非道德主義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許多人的道德觀念和道德標準。事實證明，西方的弊端日見深重，西方自然科學、政治經濟的代表人物不約而同地把探索、欣賞和崇拜的目光投向東方的老子、孔子，絕非偶然。我們要深入研究學習中華根文化，發揚道德文化中的道德價值觀，樹立自身的道德信仰；要大力傳播道德文化，推動個人品德、家庭美德、職業道德、社會公德的修養，努力發揮道德文化在社會主義思想道德建設中的功用。
(二)道德文化是價值體系不斷成熟的最重要元素
德國哲學家雅斯貝斯，將公元前五百年左右的時期稱為歷史的“軸心期”，他說:“最不平常的事件集中在這壹時期。在中國，孔子和老子非常活躍，中國所有的哲學流派，包括墨子、莊子、列子和諸子百家，都出現了。像中國壹樣，印度出現了《奧義書》和佛陀，探究了壹直到懷疑主義、唯物主義、詭辯派和虛無主義的全部範圍的哲學可能性。伊朗的瑣羅亞斯德傳授壹種挑戰性的觀點，認為人世生活就是壹場善與惡的鬥爭。在巴勒斯坦，從以利亞經由以賽亞和耶利米到以賽亞第二，先知們紛紛湧現。希臘賢哲如雲，其中有荷馬、哲學家巴門立德、赫拉克利特和柏拉圖，許多悲劇作者，以及修昔底德和阿基米德。在這數世紀內，這些名字所包含的壹切，幾乎同時在中國、印度和西方這三個互不知曉的地區發展起來。”
現在看來，雅斯貝斯所說的軸心期也就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萌芽期，它以“道”的形式在中國的老子、孔子及其門生的的作中出現了，在西方以宗教的形式出現，並發展延續下來，直到出現了馬克思主義。從這個時期開始，人類的價值體系開始進化，在與舊價值體系激烈沖突的過程中，新價值體系發展起來，這期間經過了許多曲折，經過多少代人的傳承發展，並與西方文化傳統的優秀成果馬克思主義匯聚融合，經過無產階級革命鬥爭，上升為統治的意識形態，再經過長期執政的考驗，最終形成了科學理性的價值體系——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人類的歷史便是這種價值體系的成長史，這同時也是人性與獸性沖突的歷史，是叢林法則與和諧法則沖突的歷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就是這壹過程的成果，它是老子、孔子、蘇格拉底、柏拉圖、康德、馬克思的理想的忠實繼承和最終實現，是人類進化過程的***同精神遺產。
從軸心期開始到我們現在提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2500年的歷史即是人的誕生成長期。直到馬克思主義的問世，在列寧和毛澤東領導的奪取政權並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革命鬥爭中，新的價值體系長出了主幹，直到提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新的價值體系成型，人性趨向成熟。
(三)馬克思主義與道德文化同源性
李約瑟先生曾經說：“辯證唯物主義淵源於中國，由耶穌會士介紹到西歐，經過馬克思主義者們壹番科學化後，又回到了中國。”
大文豪郭沫若還專門寫了壹篇《馬克思進孔廟》，馬克思描繪成孔子的學生。郭沫若寫道：“馬克思(對孔子)說：‘我想不到兩千年前，在遠遠的東方，已經有了妳這樣的壹位老同誌，妳我的見解完全是壹致的，怎麽有人曾說我的思想和妳的不合，和妳們中國國情不合，不能施行於中國呢？’”他們的對話幽默詼諧又令人深省。
越南前國防部長武元甲元帥就公開表示過：他之所以信仰了馬克思主義，走上了革命道路，是因為他早年所接受的儒家思想的教育。
馬克思是壹個徹底的人道主義者和道德實踐家，他的道德觀曾批判性地汲取了基督教神學道德觀、黑格爾唯心主義道德觀、康德自律論倫理觀、費爾巴哈觀點等諸多觀點的有益部分，最終確立了以辨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論為基本原則的馬克思主義道德觀。馬克思主義認為，道德是建立在壹定社會經濟基礎上的思想關系，是壹種特殊的社意識形態或上層建築，作為壹種特殊的社會意識形態，道德又具有區別於其它意識形式的特殊本質和規定性，從而使道德成為憑借善與惡、正義與非正義、公正與偏私、誠實與虛偽等觀念來把握現實世界的“實踐精神”。馬克思主義的這壹道德本質觀，為我們研究當今社會的錯綜復雜的道德文化現象提供了基本的理論依據和方法指導。
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唯物辯證法中，與老子《道德經》的辯證觀有許多接近性，來布尼茲、康德、黑格爾等都曾對老子的辨證觀大為贊賞。道德文化和馬克思主義哲學思想，從世界觀和方法論到人與自然關系都是相通的。隨著我國現代化建設和伴隨而來的社會改革，需要我們架通中國道德文化與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的橋梁，在新的時代背景下及時將道德文化和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特別是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理相結合，這既是中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的內在要求，也是大國崛起有力的力量源泉。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升華和創新，弘揚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與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並行不悖、互相促進。我們今天研究和探索道德文化，就是要以文化傳播和道德覺醒的形式，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觀點，發揚馬克思主義的道德思想，堅持馬克思主義的道德實踐，發展馬克思主義的道德理論，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重建增加豐厚的養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