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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如何與“三去壹降壹補”結合

全面落實“三去壹降壹補”五大重點任務

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黨中央對我國經濟發展思路和工作重點的重大部署。當前,我國經濟保持了總體平穩、穩中有進的發展態勢,但仍存在壹些結構性矛盾,突出表現為供給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調整明顯滯後。要堅定不移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全面落實“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五大重點任務,著力糾正供需結構性錯配,減少無效和低端供給,擴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給,實現更高水平的供需再平衡。

去產能要和加快國企改革結合起來。

自去年65438年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以來,黨中央、國務院出臺的壹系列政策,凸顯了我們去產能的決心,取得了明顯成效。特別是化解鋼鐵過剩產能工作取得重要階段性成果。前5月粗鋼產量同比下降1.4%,行業凈利潤49.6億元,扭虧為盈。但在實際調研中,我們也發現壹些去產能的配套政策並不是很有效,尤其是壹些過剩行業的國有“僵屍企業”仍然可以通過各種渠道獲得財政補貼,無法有效退出市場。國企去產能過程中,資產重組進度普遍較慢。“人往何處去,債務如何處理,責任如何分擔”不明確,難以落實。實踐中,局部地區有維穩壓力,企業有觀望情緒。下壹步,要更加註重把去產能和國企改革結合起來,重點在國企改革上取得突破,加快債務重組,真正體現去產能的效果。

去庫存要突出分城施策。目前房地產行業去庫存已經取得壹定成效。上半年,商品房銷售面積6.4億平方米,同比增長27.9%。6月末待售面積714萬平方米,比5月末減少753萬平方米,連續4個月減少。但不容忽視的問題是,房地產行業出現了區域分化,壹二線熱點城市供需偏緊,三四線城市庫存依然較高,與三四線城市加快去庫存的政策初衷存在壹定偏差。寬松的信貸政策是此輪去庫存進程加速的主要原因。按照目前的八五折利率計算,僅這壹政策就將使家庭住房的負擔能力提高20%左右。我們必須高度重視去庫存中的區域錯配問題。下壹步去庫存,要突出房地產的居住性質,根據區域不平衡的特點,嚴格執行城市差別政策,積極改革住房公積金制度,探索政策性住房金融政策,重點支持三四線城市和特殊人群的住房需求。

去杠桿化應該防止債務償還條件的迅速惡化。

到2015年末,我國不包括金融部門的總債務與GDP之比大致在230%-255%之間。這壹比例略高於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這與間接融資尤其是債務融資仍是我國融資的主要渠道有關。事實上,我國中央政府和居民部門的負債率並不高,需要警惕非金融企業債務快速上升可能帶來的風險。由於實體經濟仍面臨較大下行壓力,資本回報率持續下降,投資邊際效益下降,企業償債能力也在下降。壹方面杠桿率在上升,壹方面收益率在下降,必然會影響償債的穩定性。下壹步去杠桿,短期內不宜盡快降低杠桿率,而是要以加快債務處置進度為突破口,幫助金融部門恢復支持實體經濟的意願和能力,避免因風險因素而壹刀切的“抽貸”、“斷貸”,支持有競爭力的企業和新興部門拓展成長空間, 從而穩定和反彈實體經濟的整體收益率,避免償債條件迅速惡化的風險。

降成本重在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近兩年來,我國通過持續推進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改革,大幅降低企業運營成本,激發市場活力。2015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後,在降低電價、降低物流成本、減稅清費、適當降低“五險壹金”等方面,我們及時推出了壹系列政策。企業普遍積極響應,普遍認為自己真正受益了。但在人口老齡化壓力、財政收入整體放緩、公共服務剛性增長的背景下,短期內繼續降低稅收和勞動力成本的空間有限。同時,在推進“簡政放權、加強監管、改善服務”改革過程中,還存在部門放權不同步、基層政府難以為繼、中介機構運作不規範等問題,使得企業面臨的制度性交易成本仍然較高。下壹步,推進降成本,要註意與政府職能轉變有效結合。短期內可以以“減”為主,把政府不該管的、管不好的還給市場,直接給企業“松綁”。同時,要加快政府特別是基層政府的能力建設,提高事中事後監管和服務能力,切實降低企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

短板要延伸到質量和效益的短板。

近年來,中央和地方政府加大投入,補齊農村扶貧和生態文明建設兩大突出短板,得到人民群眾積極支持。在聚焦這兩個領域的同時,還要著力補齊制約發展質量和效益提升的三個突出“短板”:壹是質量短板。目前有壹些產品是我們無法生產的,是技術上的不足。但是在更多的領域,我們有能力生產出合格的或者優質的產品,但是因為體制機制等問題,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客觀上導致了這壹點,這就需要我們補齊標準和監管上的短板。二是激勵補短板。目前,傳統的激勵機制已不適應新形勢,但新的有效激勵機制尚未建立,特別是必要的容錯糾錯機制不明確,導致不能充分調動幹部、企業家和科研工作者的積極性。要抓緊補齊激勵短板。第三是社會基礎設施的短板。在改革政策執行中,信用體系建設相對滯後、部門信息享受不足、統計制度不配套、管理流程落後等問題凸顯,導致壹些領域政策決策中信息打架、執行中相互推諉、改革推進和政策落實不盡人意的情況時有發生,這些都對加快補齊社會基礎設施短板提出了更加迫切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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