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壹，西方文化與非西方文化的矛盾與融合
隨著20世紀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人類在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等方面實現了全球互動。全球化在打破區域經濟緯度的同時，觸及了社會價值觀和社會認知的矛盾與融合。全球化不是純粹的經濟或政治的全球壹體化，“它的目標甚至首先指向文化價值觀”(註:萬俊人:經濟全球化與文化多元化，《中國社會科學》第2期，2001，第39頁。)。
在冷戰期間，整個世界被意識形態所分裂。當國際關系的格局突破了意識形態的控制，人們突然發現其他國家的文化價值觀已經滲透進來。在全球範圍內，各民族首先做出了排他性的回應，但也遭遇了文化認同的危機。然而，當源於西方的工業文明和科技文明給當今世界帶來巨大沖擊的時候，為了自身的發展，各民族都不同程度地從物質層面接受了它，卻無法拒絕隱藏在物質產品背後的文化價值。因此，非西方文明的國家在世界格局的轉型期選擇了吸收和排斥西方文明的雙向行為範式。當兩種不同的文明相遇時，雙方都表現出強烈的排外行為，並以自己的文化來強化自己的認同，進而進入壹種相互排斥和接受的兩難境地。當西方宣揚其文化的普遍性時，世界將在文化的全球擴張與其他文化的自我認同之間的張力中分裂與融合。
不同文化之間存在矛盾，但這種矛盾也增強了文化內部融合的活力。從歷史的角度來看，當不同的文化尚未有深入的互動時，同質文化內部的沖突往往會在經濟和政治層面上表現出來。歐洲大陸的很多戰爭，大多表現為同壹文化內部物質利益層面的沖突。當全球化進程將壹種文化及其載體推向全球層面的互動時，文化內部的沖突開始減緩甚至終結；文化內部的沖突變成了不同文化之間的沖突。例如，冷戰結束後所謂“西方民主”的勝利及其在世界範圍內的擴張給不同的文化帶來了巨大的沖擊，並為文化對立甚至沖突創造了誘因。從某種意義上說，“9.11”事件具有文化沖突的特征。此外，文化之間的相互作用促進了同質文化內部合作的加強，歐洲最終在經濟和政治層面走向壹體化。當今國際社會，西方文化與非西方文化單向融合帶來的矛盾出現，加劇了西方與非西方文化的緊張關系。
經濟全球化也促進了全球範圍內各種文化的磨合，這既是壹個自然發展、多元融合的客觀過程，也是壹個以人為本的過程。在融合過程中，帶有濃厚經濟政治外殼的“強勢文化”容易在世界範圍內促成文化單極。全世界都在努力創造壹個多元互補的世界，但也不排除以美國為核心的西方文化試圖建立壹個西方普遍主義世界的可能性。文化普遍主義是“在某種既定的社會觀念或社會觀點體系的前提下預制的單極或統壹的普遍主義。”換句話說，由某種強大的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力量支撐的壹種強大的社會觀念或文化價值體系，有可能被強行確定為現代全球化運動的既定目標並強行實施。”(註:萬俊人:經濟全球化與文化多元化，《中國社會科學》第2期，2001，第42頁)這種普遍性的行為必然會把世界推入西方文化與非西方文化的矛盾之中。
蘇聯解體後，西方認為其經濟、政治、社會制度和文化價值觀取得了全球勝利，因此認為非西方國家應該認同民主、人權、自由市場、個人主義等西方價值觀。西方國家和非西方國家在人權問題上的對抗就是壹個現實的例子。東西南北發展的差異決定了對人權理解的差異。非西方國家強調人的經濟和社會權利，包括發展權的優先性；而西方國家則宣揚人權政治權利和公民權利優先的普遍性。這兩種觀點都是基於保障人權的終極目標。然而，人權的有效性在於將人權置於國家和地區的特殊性之中。顯然，西方國家忽略了這種差異。
雖然文化全球化是未來壹定的事情，可以創造壹個復合的全球文化空間，但認為它已經到來還為時過早。文化全球化本身就是壹個充滿矛盾的全球互動過程。不同文化之間的矛盾在現實中是存在的，其根源在於西方價值觀的全球擴張。文化互動也有兩面性，差異是融合的前提，對立是融合過程中的壹種極端方式。融合不是指壹種文化吞並另壹種文化，而是壹種優勢互補、多元趨同的過程和狀態。
第二，南北經濟的矛盾與融合
科技的發展拉近了人與人之間的時空距離，為經濟全球化創造了物質可能。金融資源創造財富的能力快速增長的同時，資源的稀缺性顯露出來，導致生產能力無限增長與資源有限供給之間的矛盾。要解決這壹矛盾，就必須實現壹國內部和全球範圍內的資源有效配置。為了實現資源的有效配置，必須保證資源在任何時間和空間都有足夠的自由流動性，即經濟要素的全球流動是自由化的。經濟全球化就是在這樣的發展背景和要求下產生的，它正以不可阻擋的力量席卷著世界上任何壹種經濟結構和制度。
資源能否合理配置，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市場是壹只“看不見的手”。沒有人為幹預，它會公平合理地分配資源，因為自由市場的壹個前提是競爭的公平。但是，公平競爭只要求競爭對手不論能力如何都站在同壹起跑線上，這就導致了壹種社會不公。作為壹個國家，能力差別很大。讓經濟落後的發展中國家按照現有的發展態勢，在世界市場和國際社會上用同樣的遊戲規則與美國競爭，必然會被這只“看不見的手”無情地拋出公平競爭秩序。從這個意義上說，資源並沒有在世界範圍內得到公平合理的配置，相反，南北之間的經濟發展變得更加不對稱，國際經濟秩序變得更加不合理和不公平。
南北經濟發展不對稱的原因很多，但總的來說有兩個原因。
首先，第壹次和第二次工業革命使西方成為發達地區，有了向外擴張的鐵爪，並把世界上其他幾個古代文明置於其現代工業文明的領導之下。南方國家開始被北方發達國家殖民。殖民主義讓南方國家更加貧窮落後，讓整個世界陷入不公平不合理的國際分工和國際分配體系的“深淵”。隨著人類財富的不斷增加，兩極分化越來越嚴重，由此產生的貧富對立也越來越大。南方國家，特別是最貧窮的國家，承擔了當前國際金融體系和經濟自由化進程的高昂代價，而北方國家是受益者。他們試圖通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國際經濟機構擴大自己的經濟利益，將優惠的經濟政策強加給其他國家，將南方國家的經濟納入自己主導的世界經濟秩序。通過強制手段實現經濟政策和制度的全球化是壹個充滿矛盾的過程。強制手段越強，南北經濟對立越激烈。目前，這種不合理的國際經濟秩序還沒有根本改變。
其次，知識經濟加劇了南北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和緊張。20世紀90年代以來，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開始實現從工業經濟向知識經濟的轉變。這種轉變速度之快，波及面之廣，影響範圍之廣，使得世界貧富分化更加嚴重。“1965年，最富的七國人均收入是最窮的七國的20倍，1995年達到40倍(有統計顯示現在已經達到60倍)。在1960年，世界上最富有的20個人的收入比最貧窮的20個人的收入高20倍，在1990年已經達到60多倍。”(註:格拉德·博克斯伯格等:《全球化的十個謊言》，新華出版社，2000年，第144頁。)知識經濟又壹次把世界帶入了殖民時代。不同的是，發達的北方國家用知識和技術的殖民手段取代了“炮艦”手段。人類進入知識經濟，也就進入了知識殖民時代。
《知識與發展——世界銀行發展報告1998/1999》指出:“窮國和富國、窮人和富人的區別，不僅在於窮國和窮人的資本少，而且在於他們的知識少。”(註:引自安·付偉《當代資本主義:從國家壟斷到知識壟斷》，待出版。知識技術匱乏和資本匱乏互為因果，壹些南方國家在知識經濟時代陷入了知識匱乏的惡性循環。大多數貧窮落後的南方國家在商品、服務、生產、投資和科技發展的全球分配中壹直處於劣勢，其經濟環境壹直在惡化。人口約20的發達國家擁有全球86%的產值和82%的出口市場，而人口約80%的發展中國家僅分別占14和18。知識經濟會把整個世界撕裂成貧富兩個方向，這不僅會給發展中國家帶來壹場災難，也會給整個世界帶來壹場災難。
當然，南北經濟之間不僅有矛盾，也有融合和相互依存。換句話說，沒有南方國家廣闊的原料市場和產品銷售市場，北方國家就不會有如此快速的發展。但這種合作本質上是壹種不合理的、不對稱的強者與弱者的合作，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南北對立。經濟全球化是南北國家不平等的全球化。所以，目前的世界經濟格局並沒有超越南北發展不平衡。
第三，權力與正義的矛盾與融合
根據華爾茲的建築理論，國際建築的變化導致體系內單位的變化(註:肯尼斯·華爾茲，《民族主義論》(紐約:蘭登書屋，1979)，第三章)，但體系內單位的變化也能改變國際體系的結構。90年代初，蘇聯解體改變了國際體系結構，對抗性的兩極體系瓦解，世界格局呈現“壹超多強”的趨勢。迄今為止，國際合作仍在繼續，並在壹些領域得到了加強。但從另壹個角度看，世界格局依然是強弱世界的對立，即強權與公理的矛盾，國際政治尚未擺脫無序。
世界格局正在向多極化發展，這壹趨勢不可阻擋。在日益縮小的世界中，各民族和國家之間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交往日益加深和加快，這壹方面導致國家之間的競爭更加激烈，另壹方面也促進各民族之間相互依存的加深和擴大。在這個既競爭又相互依存的世界裏，任何壹個國家都很難將整個世界置於自己的控制之下，建立單極世界。國際關系中平等、公正、正義的呼聲越來越高。
與以往國際格局的變化不同，維護大國霸權也有了新的支點和內容。隨著冷戰體系的解體，唯壹的超級大國失去了約束力，也就是說，阻礙世界單極化的因素在減少。政治、經濟和文化優勢給了美國單邊主義生存和維持的歷史契機，挑戰美國單邊主義的軍事力量很難在短時間內出現。這樣，美國的單極趨勢和要求多極化的世界之間就產生了矛盾，導致民族主義到處泛濫。“世界越來越小，但世界各國之間的距離並沒有拉近。矛盾的是，當我們所有人都面臨的最嚴重的問題只能通過承認我們需要相互依存來解決時，民族主義卻在這個時候擡頭。”(註:卡爾·多伊奇:《國際關系分析》，商務印書館，1992，第349頁。)美國利用其絕對優勢，在國際事務中不惜破壞正義，以武力保護國家利益，在地區安全、人權、環保等領域單邊意誌明顯。與此同時，國際政治中的其他力量也在試圖抑制美國的力量。雖然這些勢力和美國有很多合作，但是在國際關系中維護正義和公正，維護國家間平等的聲音在加強。民族主義勢力的崛起是客觀反映。
關於權力與公共福利的關系，國際關系理論界的研究之壹就是公共福利的“共濟性”。* * *享受要求不同的國家，可以同時享受同壹單位產品的公益。從廣義上講，這意味著國際體系的所有成員都能同時受益於公共產品。強大的機制除了維護能使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公共福利”之外，“只是剝削性的，無法滿足“* * *共享”的特征，因為在這種狀態下，利益並不是所有成員共享，而是從壹個國家到另壹個國家的再分配”(註:Duncansnidal，《社會的極限》，國際。
《國際政治經濟學》,第293頁.在權力狀態下，公共產品主要提供給壹些更特定的國家，比如壟斷集團制定的規則只利於壟斷經濟。在單極體系中或者在尋求單極格局的過程中，使用權力的國家會強迫其他國家遵守單極體系的規則，甚至強迫他們提供公共產品。強制實現的公益不再是真正的公益，而是對公益和正義的破壞。這樣，國際格局就處於破壞公共福利的力量和維護公共福利的公理之間的矛盾狀態。
美國及其盟國強調“全球共同體”、“全球責任”和“世界主義倫理”，以西方化世界政治。正是因為人道主義的標簽，“人們往往沒有註意到這些行動與帝國主義的舊目標是合拍的”(註:吳·貝克和哈貝馬斯:《全球化與政治》，等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0年版，第43頁。)。“人道主義幹預”正在壹步步吞噬民族國家的主權，越來越嚴重地威脅著全球正義，加深了強權政治與國際關系民主化的對立。
在向全世界推廣西方民主和價值觀的同時，西方國家正在摧毀民主和不同類型的價值觀在國際社會的存在。“國際政治的民主化對國際格局的運行規則有相當大的影響。國際政治民主化是國際社會發展的客觀趨勢和進步標誌...壹方面顯示了國際行為體的獨立性和成熟性；另壹方面說明國際行為從野蠻發展到文明。”(註:戴德政、阮建平:國際格局與世界和平，《世界政治與經濟》2001第3期第27頁..國際政治民主化和世界格局多極化相輔相成，互為前提。民主化的實現有利於遏制強權政治的蔓延，促進多極化的發展，而多極格局的構建則保證了國際社會民主秩序的構建。
19世紀中期至20世紀初，國際社會基本維持多極格局，但這種多極格局是殖民國家之間的多極格局，它仍然破壞著國際社會的正義和民主。二戰後，隨著民族意識的覺醒和民族解放運動的興起，國際體系中的單位逐漸成為成熟的政治行為體，國際社會民主化的訴求成為國際政治的主題。但是兩極體制阻礙了民主化的進程。冷戰後的多極化趨勢是新的、進步的，與國際社會的民主化進程是同步的、壹致的。建立國際政治新秩序旨在推動國際社會民主化進程，維護代表公共福利的國際體系。然而，國際社會民主化和多極化的發展並非壹帆風順，在此過程中遇到的最大反抗力量是強權政治。可以說，當前的國際政治矛盾是國際社會多極化和民主化與單極化和等級化的矛盾。
四。結論
西方世界以工業文明為武裝，利用自身的經濟等優勢，依靠“冷戰勝利者”的余暉實現“歷史的終結”，不斷向全世界擴張西方文化和價值觀。這種擴張性和排他性的文化擴張很容易與其他民族文化發生沖突。這個矛盾在新世紀還在擴大和深化。雖然我們也註意到，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不同的文化是兼容並包的，但這種和平的接觸和融合是長期的、漸進的，這與當今時代文化之間的激進矛盾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經濟全球化不僅增加了世界總財富和經濟相互依存，而且加劇了南北經濟的不平衡發展。發達國家仍然主導著不合理的國際經濟秩序，而發展中國家大多是這壹舊秩序的受害者。南北經濟相互依存的不對稱性非常明顯。經濟全球化並沒有減緩南北經濟之間的內部矛盾，反而加劇了南北經濟之間的緊張關系。經濟壹體化和依賴並沒有掩蓋南北經濟之間的不平衡發展。
在冷戰結束後的10多年裏，美國憑借其無與倫比的國力推行單邊主義政策，至今沒有遇到強大的抵抗。美國在世界上的領導地位有壹定的客觀性，“搭便車”現象在國際政治中非常普遍。大國間的安全合作仍然是當今國際政治的壹個突出特征。然而，強權政治與其長期追求的國際公理和正義相矛盾。“強權即公理”的邏輯已經不符合國家安全相互依存的現實。
在全球化背景下，當今國際格局的主要特征仍然表現為兩個世界的矛盾與融合，即文化上西方與非西方、經濟上南方與北方、政治上權力與正義的矛盾與融合。事實上，全球化本身就是矛盾的統壹體:“它包含著壹體化的趨勢，也包含著分裂的趨勢；即有簡單化，也有多樣化；既有集中的，也有分散的；既是國際化，又是本土化。”(註:俞可平:全球化的二律背反，參見俞可平、黃衛平主編《全球化的悖論》，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第21頁。)融合在對立中孕育，融合必然伴隨著對立。對抗的結果是多個學生長期的融合過程。
PS:以上是從網上獲得的。我覺得是壹超多強，經濟結構是經濟全球化。
軍事格局我只知道美俄是最強的兩個，他們的綜合實力呢？它應該是全面的
國力，這個我也不記得了。/read.php？wid=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