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日本華夷思想的核心內容與中國的華夷思想基本相同，在強調自己是“中華”的同時，以其它國家地區為“胡”“夷”等，如就有幕末儒者將西方也視為“夷狄”，說“今日之西洋，吞噬蠶食諸邦與豺狼同性，久蓄覬覦邪念之賊也。懷覬覦邪念之賊，即國家之大敵也。縱非夷狄，亦無寬恕之理。況乎純然之夷狄，茍為大丈夫者，常懷敵愾之心，呼其名都恐有汙口舌也”。
二、日本的華夷思想與中國的華夷思想壹樣，也是以“禮”所指代的文明發展程度為“華”“夷”之辨的標準。而且，日本也強調“華”“夷”之間的差異不是“先天的”絕對的。太宰春臺（1680-1747）主張““華”“夷”之別只在於是否遵從儒家之“禮”，“中華”與“夷狄”間沒有絕對的區別。他曾說：“四夷之所以被稱為夷狄，受中華賤視，無禮儀之故也。然若中華之人不知禮儀，則與夷狄同。反，四夷之人若知禮儀則與中華之人無異”。儒者伊藤東涯（1670-1738）認為，““中國，不過既開化之蠻夷”，“蠻者，未開化之中國也”，甚至提出了“聖人無華夷之辨。為華夷之辨者，後儒之偏見也”。 第壹，日本的華夷思想是以中國與日本同為“中華”的多元世界秩序觀為基礎而建立起來的。因此日本的華夷思想比中國的華夷思想相對開放。華夷思想得以存續的基礎是華夷秩序，中國的華夷思想，是建立在唯以中國為“中華”的華夷秩序基礎之上的壹元世界秩序觀。中國以高勢能文化為基礎的文化意識發達，直到近代初期，“天下”觀念盛行，而包括政權、領土等構成要素的、嚴格意義上的“國家”的觀念卻相對淡薄。“天下”是指天子統轄、支配的領域。在原始的自然認識的基礎上，以文化優越意識為前提，“天下”是個外延無限擴大而又封閉的概念。“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詩經》）”，“天下”包括了整個世界乃至宇宙。統治天下的帝王被稱為天子，天子既是“天下”政治上的統治者，也是道德教化者。“天下”依天子的直接支配所及與否以及“天子”仁德的感化所及與否劃分尊卑、內外。中國在對外交往中也沿用了這種思想，主要以儒家的“人倫”“禮樂”等文化概念來衡量判別與對方的遠近、等差。因此，這種與“天下”觀念相結合的華夷思想，“以德治為絕對的至高無上的前提，不具有對他者的認識框架，因為在理念上不存在不服從皇帝的德治的假設。因此，不存在內與外的區別，“國家觀念淡薄”，所以也就沒有‘外’交與國‘際’的觀念”。
日本的華夷秩序處於東亞社會以中國為中心的華夷秩序的輻射或覆蓋之下。因此日本的華夷秩序實際是同時以中國與日本為“中華”的多元中心的秩序體系。另外，日本較早地形成了較明確的“國家”意識14。因此日本的華夷思想，是與國家觀念相結合的多元世界秩序觀。日本是單壹民族的島國，從其產生時起，就處於文明高度發達的中國周邊，在與中國的交往過程中，較早地意識到自己是壹個政治單位，近世日本已經能夠將西洋也作為與中國和日本並立的國家來把握，在與近代西方國家接觸之後，就比較容易接受近代國家平等觀念，對近代國際關系表現出比中國更強的適應性。
第二，日本的華夷之辨具有多元基準。中國的華夷秩序觀是幾千年來的儒家思想，以孔子的禮樂為標準，是歷史的渾厚賦予，而部分古學派學者以及國學者水戶學者等日本中心主義者就試圖以儒家之外的某種尺度來確定世界秩序體系，並使日
本在其中居於最高位。諸如關於神國思想，日本主義等。
第三，日本華夷思想的承載者主要是武士，其思維方式具有明顯的軍事性特點。因此，與中國文人士大夫所承載的華夷思想不同，日本的華夷思想對夷狄的應對方式較積極、主動。
日本自從進入武家社會以來，尤其是到了近代，思想文化的承載者便主要是武士了。武士作為統治階層很重視文化素質的修養，也具有壹些文職官僚的性格特點。不過近世日本仍然是個重視兵學、崇尚武力的社會。原本以戰鬥為職責的武士，其
特有的精神氣質即被稱為武士道的東西，即使在和平環境下，也仍然備受推崇，且滲透到了壹般民眾的思想中，成為日本國民性的壹部分。武士道非常重視所謂的威嚴，即武士的威武、強有力，武士最基本的姿態是勝過他人換言之不落後他人”。而且武士不單單是對敵人，就是與壹般的朋輩夥伴之間，也經常處於壹種相互競爭、相互較量的狀態。
武士所固有和持有的戰鬥者精神與華夷思想相結合，在對待夷狄的態度上，就表現出與中國明顯不同的特點。有學者認為：中國的讀書人、文職官僚所承載的華夷思想，就連與“夷狄”交戰，並戰而勝之這樣的交往都盡量回避，而“本來是作為戰鬥者的武士所承載的華夷思想，對夷狄不僅僅是輕蔑，而且在意識上以夷狄為敵。甚至為了通過知夷或者進而通過將敵之武器、兵學為我所用，達到制夷的目的，會產生接近夷狄以探索其實情的積極誌向”。
與中國的文人士大夫不同，日本武士把與“夷狄”的關系，也作為壹種敵對關系來把握。既然是對手，那麽自然就要考
慮與之進行較量。於是，為戰勝“夷狄”就要接近並了解“夷狄”甚至還引進“夷狄”的武器技術等。
第四，日本大君外交體制的構築方式是靠幕府的主動出擊，千方百計地“招賢納士”式地使周邊壹些弱小國家圍攏在自己的周圍，具有主動性。有學者分析提出，中國文化與日本文化，壹個是典型的“內核文化”。
依該文明理論：因發展程度的不同,遂在地域上形成了文化的“內核”與“外緣”之分，進而形成了文明的強弱之別。強勢文明是指那些具有深厚的歷史文化背景、比較獨立和自成體系的國家。往往是壹個大文化圈的中心地而非輻射區,因其優秀的文明、淵博的文化和健全的體制而吸引著世界上其它的文明自願向它學習,這就逐漸形成了壹個認識和向往美麗而產生的文化圈，在東亞的儒教文化圈內,在近代以前,中國扮演著這樣壹個角色。即中國的華夷秩序是儒家文化從中原這壹文化內核區源
源不斷地向外緣（如日本）輻射，促成了日本古代對中原王朝的向心力和凝聚力的形成，即靠中華的文化的博大和深邃，產生的周邊地區對中原王朝的向心力、吸引力而使四方心悅誠服地主動靠攏來朝，這是華夷秩序形成的機制。相反，“外緣”這
壹特質就決定了日本文化的受容性。處在邊緣地位的日本長時間被中華的強大的華夷秩序的磁場吸引著，決定了它在漫長的歷史時期沒有能力形成自己的獨特的秩序，即使在近代形成了大君外交體制，因為沒有自己獨特的文化底蘊，是比較脆弱的，開動不了真正的“華夷秩序”之船，更揚不起“華夷秩序”之風帆，只能靠所謂的“威武”來裝飾門面。
但處於輻射區的邊緣的日本自唐朝以來壹直視中國為師,不斷吸收中國先進的儒教文明和文化,並把它們作為道德標準、價值尺度和行為趨從,號稱自己與中國“同文同種”。因而在日本壹直到江戶時代前朝,對中國文化的“敬畏”心態壹直是傳統日本的中國觀的核心。但是,作為文化的日本人中國華夷觀的內涵和形態,並不是由過去繼承過來的壹成不變的傳統,它是本身具有內在活力和彈性的東西，因而決定了後來所建立的大君外交體制也是壹種積極主動的，靠主動出擊爭取，這就使得日本作為壹種外緣受容文化對外來文化具有強大的吸收力與消化力，具備深厚、普遍的“受容文化心理”。可以說，日本自古以來始終目光炯炯註視著外部世界，面對新的文化浪潮襲來的時候,日本可以基於獨立的地位,以最快的速度,迅速擺脫長期以來與中華文化體系進行比較和抗爭的“情結”,總是適時把他民族的先進文化大規模嫁接過去，加以學習、接納和吸收，變成為本民族的文化，不斷地推動日本歷史的迅速發展，這也被解釋成日本能夠迅速成為亞洲唯壹走上近代化國家的重要原因之壹。
另外，日本在近世，逐漸形成了壹種武力強勢，即“威武”，出現了與中國的爭奪，即強勢文化與弱勢文化的爭奪，也是“內核文化”與“外緣文化”，進而“華夷秩序”和“大君外交體制”的特征。總之，日本的華夷思想及其“大君外交體制”具有壹些不同於中國華夷思想及其“華夷秩序”的特點。因此，日本在與包括近代西方國家在內的“夷狄”接觸時的態度。應對方式也與中國有所不同。特別是“西力東漸”以來，“對於西歐的沖擊，士大夫與華夷秩序（指中國-筆者註）則認識不到這是擁有武器的西方各國的壓力，敏銳地感到，而只認為是朝貢使來朝。武士階級和大君外交體制（指日本-筆者註）則敏銳地感到，西歐的沖擊乃是武器的壓力，便回到軍國主義的立場上，並著手探討加強海防和制造‘兵器’之‘理’”。因此，日本能比中國更積極更主動地面對
西方列強所帶來的軍事壓力，近代以來對西洋文明的對應方式也更靈活、更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