渥德爾版
任繼愈《<印度佛教史>漢譯本序》英國學者 AK渥德爾著《印度佛教史》 ，1970 年出版。關於印度佛教史，印度學者和西方學者著述甚多。這本著作的漢文譯本，值得向讀者介紹。 佛教在印度，曾盛極壹時，但它沒有能夠成為印度社會的統治思想，它不像中國的儒教那樣據有至高無上的地位，也沒有更廣泛地影響人民群眾的社會生活。說到它的勢力，如果勉強與中國的思想比較，倒是有點像中國的道教的地位；它有源遠流長的傳統勢力，但不是正統；它有壹定的信仰群眾，但不占多數；它統稱為佛教，但又有許多分支流派。 佛教產生在印度。國際學術界人士多認為印度是個重視神話傳說而不重視歷史的民族。這種看法是否十分科學，還可以研究。治印度古代史的人確實感到關於古印度歷史上的事件和人物，真真假假，虛虛實實，很難確切地指明它的年代。著作也是註重口耳相傳，師徒授受，不重文字。造紙術的應用也比中國晚得多，很多著作寫在貝葉上。五世紀初法顯到印度尋求律藏寫本，在北天竺諸國，皆師師口傳， 據 無本可寫。 《付法因緣傳》載： 阿難遊行，至壹竹林，聞有比丘誦法句偈： “若人生百歲， 不見水老鶴，不如生壹日，而得睹見之。” 阿難語比丘，此非佛語，汝今當聽我演： “若人生百歲，不 解生滅法，不如生壹日，而得了解之。” 爾時比丘即向其師說阿難語。師告之曰： “阿難老朽，言多 錯謬，不可信矣。汝今但當如前而誦。” 原始資料寫定時間較遲。多為若幹年後的追記，史料的真偽辨別，是研究印度古代史的壹大難關。 《佛國記》《大唐西域記》給研究印度 1歷史的學者們提供了極為珍貴的原始記錄。它填補了公元四、五世紀到七世紀的壹段空白。可惜法顯以前壹千年間，還是說不完全，而這壹段，正是佛教發展史上的極關重要的歷史時期。 渥德爾的《印度佛教史》，雖然篇幅不大，是壹種教科書式的著作，但它運用的材料相當廣泛，作者的態度也比較客觀。他沒有篤信者的框框，對佛經中的記載，不輕信。作者也有較好的語文修養，利用印度的多種語言，從中找出可信資料。作者還利用近代考古學、民族學、人類學的成果，並利用了漢譯佛典中保存的壹些資料，因而書中的記載平實、可信。 作者不只是壹位史學家，也熟悉佛教哲學。他對佛教思想，特別對因明部分給以較多的篇幅。這固然表明作者的興趣所在，也反映了作者的學術造詣。 渥德爾教授對古代印度社會歷史現象予以適當註意， 這種努力也是值得肯定的。作者還從發展的角度說明佛教從小乘到大乘的過程。這種觀點也是可貴的。 《印度佛教史》這壹著作是壹本較好的書，原因是多方面的。原因之壹即作者不受宗教迷信、佛教神話的幹擾，所以敘述的歷史較有說服力。 這本書也有不足的地方。由於作者缺乏唯物史觀，有些現象，只能停留在表面描述上，比如本書講到佛教的起源時，敘述顯得比較壹般化。又如漢澤本中保存的古印度佛教史的資料十分豐富， 比漢文以外其它來源的資料都多，而且時代較早，卻沒有很好利用。藏文資料也很豐富，作者也未利用。書中還有壹些論述失之武斷，這都是本書不足的地方。總之，金無足赤，書無完書。這本書瑕不掩瑜，是本較好的大學參考書，在國外已有定評，值得向讀者推薦。 本書的譯文也值得向讀者推薦。 翻譯壹種專業書，譯者要具備壹些必要的條件。譯者要誦曉譯出和被翻譯的兩種文字，這是人們都明白的道理。但是還有更重要的壹條，即譯者通曉這門學問的基本內容，而不是望文生義。佛教有它的特殊的範疇，同樣壹個名詞，佛教經典中有特定的涵義；不了解它的思想體系2的大致規模，光靠摳字典是譯不好的。也就是說，譯者壹方面要知道原著的意思，還要力求譯文所包涵的意思是原來的，而不是附加的。如果譯者對所譯著作涉及的專業比較熟悉，在翻譯中還能隨時發現原著中的失誤和不妥的地方。本書的譯文中加入了不少“譯者註”，不要小看這字數不多的小註，它如實地向讀者指出了原著的問題和缺失，也表現出譯者的學識和造詣。細心的讀者將會從中得到必要的知識，這些知識恰恰又是讀原著所得不到的。 譯文要忠於原著又要明白暢達。這壹點許多漢譯本早已做到了，但是也有不少譯著沒有做到，讀起來顯得別扭。從事翻譯工作的都深知此中的甘苦。道安有“五失三不易”的體會，確是經驗之淡。王世安先生的譯文的優點是文字簡明。簡是要言不煩，明是曉暢通順。只要和原文對照，不難發現譯文簡明不下於原文，其清晰條暢，舉重若輕，或為原文所不及。 王世安先生，湖北黃梅人。黃梅為禪宗五祖弘忍傳法舊地。王先生早先受業於北京大學湯用彤、熊十力諸先生，好學深思，卓然有所立。畢業後，遭際坎坷，漂泊汨羅、洞庭間，從事教育工作數十年，桃李遍湖湘。晚年息影林泉，借住香山之麓，為《佛教大辭典》搜集詞條工作。這部譯文是他利用余暇的作品。每譯成壹章，我有緣得以先睹。值此書即將出版之際，願寫這壹短序向讀者推薦。
聖嚴法師版
聖嚴師父《印度佛教史》 、《西藏佛教史》、《日韓佛教史略》等三冊大作，原本為壹合訂精裝鉅著，書名《世界佛教通史》(上)，由法鼓文化的前身，東初出版社於壹九六九年發行問世。
由於師父精嚴的學術背景，厚實的修證工夫，廣博的教育理念，與深切的菩提悲願，成就了本書的涵蓋面與獨特性。其內容深入淺出，史料完整豐富，考證精確詳實，文筆優美流暢，普遍受到教內外大眾的喜歡，並且也深獲學術界的重視好評，在同類著作中，誠為相當稀有難得。因之本書也多次再版，並於壹九九三年收錄於《法鼓全集》當中。
《通史》原書嚴謹有序，條理井然，即使分章閱讀，也可視為三本結構完整的著作。法鼓文化壹方面因應眾多讀者的熱烈回響，另壹方面也鑒於時代的變遷以及閱讀的方便，於是將之重新整理編訂，依地區分為三冊，以平裝本的面貌與大眾見面，務求滿足讀者閱讀上的多元需求。
聖嚴師父曾說，要想對這個源遠流長又博大精深的宗教做宏觀性的了解，從歷史的角度切入是最好不過了。佛教發源於兩千多年前的印度，在因緣的變化流轉中，有部派佛教的分裂、大乘佛教的開展，有與各個不同民族文化結合後所呈現出的特色。這不僅只是壹個宗教的發展過程，它真正的意義在於這是人類文化、思想史上的裏程碑。
從豐富的客觀史料著手，加上師父獨特的文筆見地，這是壹套結合了歷史、哲學、宗教與文學的好書。全書以社會環境與時代變遷為背景，以教團活動及教理思想做經緯，不但有佛教徒必須具備的智識，也適合社會各階層人士研究閱讀，不論是任何背景的讀者，相信都將有滿意會心的收獲。
多羅那他版
印度佛教史籍。藏傳佛教覺囊派學者多羅那他（又名慶喜藏）著於1608年。全書分44章，約十余萬言，以王朝的更叠為經,以佛教著名大師的傳承為緯,記述自釋迦牟尼去世後,直到印度波羅、斯那兩王朝覆滅時,佛教在印度流傳及盛衰演變情況1～12章敘述阿世王以至迦膩色迦王時舉行第三次結集期間，小乘佛教傳布的情況;13～27章敘述大乘佛教興起,龍樹、提婆、無著、世親、陳那、法稱等顯教大師的活動（以上屬於玄奘、義凈訪印以前時期）；28～37章敘述波羅及斯那兩王朝時期秘密佛教盛行、衰亡的過程；38～44章敘述超戒寺的傳承，南亞次大陸鄰近地區佛法的流傳,小乘的分部,真言乘的起源及佛教造像工藝的流派。
佛教在印度流傳的情況,在玄奘、義凈訪印以前,漢文資料中只有零星的傳說，法顯、玄奘和義凈的訪印記錄成為這壹時期最可靠的佛教史料，至於義凈訪印後佛教在印度流傳的情況,漢文資料失於記載多羅那他依據摩揭陀的安主賢所作的二千頌，帝授的《佛陀古事記》壹千二百頌，使著的敘述阿黎傳承的壹千二百頌，以及他親聞於印度的幾個班智達的傳說，寫成這部著作其內容不僅可以補充玄奘、義凈以前漢文資料的不足，也可填補以後時期史料的若幹空白。波羅、斯那兩王朝時，密教盛行，以超戒寺為中心，產生許多著名的密教大師；自10世紀起，這種密教的經典和修法大量傳入西藏，形成獨具特色的藏傳佛教各派。另外，此書記述王朝盛衰和各王在位年限，也為研究印度古代歷史提供有參考價值的素材，深受西方及印度學術界的重視。但此書所述前期佛教史實與漢傳及南傳之說頗多歧異，後期的王位更叠和在位年數與現代的考古發現也不完全壹致。因此近代壹般學者只承認其有無可取代的史料價值，而不視為完整的信史。
此書有譯本多種。1840年俄國學者瓦西列夫於北京發現此書的藏文原本，1869年在聖彼得堡出版西弗納之德譯本及瓦西列夫之俄譯本。1928年日本東京出版寺本婉雅之日譯本。1946年，中國出版王沂暖的漢語節譯本。1980年印度加爾各答又出版拉瑪欽巴的英譯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