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鴉片戰爭之後，中華民族面臨著喪權辱國之痛，西方列強包括自稱“脫亞入歐”的日本，皆張牙舞爪、磨刀霍霍，力圖宰割中國，中國人在這些帝國主義強盜眼中成了可以任意欺辱甚至屠殺的牛羊。當時中國新壹代的知識分子將中國多年野蠻專制、積貧積弱的原因，追索到最深的文化層次，發現和平、專制、馴良、忠孝的儒學“羊文化”在西方征服、民主、競爭、自由的“狼文化”面前相形見絀，憤而提出“不讀中國書”，“打倒孔家店”的口號。上世紀“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袞袞諸公將西方時髦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引進中國，“物競天擇，優勝劣敗，棄舊圖新，革命自強”的思潮成了時代的主旋律，魯迅先生面對處在危亡之際的中國社會發出時代的最強音：“救救孩子”！
中國13億人民告別了多災多難的20世紀，同全世界人民壹起邁進21世紀的時候，我們不能不以無限深情緬懷在20世紀為中華民族崛起而流血犧牲、奮鬥不息的先烈。正是這些優秀的中華兒女，打敗了曾在中國燒、殺、搶、掠，奸淫婦女，無惡不作的帝國主義強盜，收回了被列強割據的香港、澳門，使中國人重新贏得了民族尊嚴。然而長期以來，在中國，真正熟悉和研究過老子、孔子等中國哲學的僅限於個高等院校和科研機構的少數學者，甚至連保障中華民族延續數千年的中醫和針灸等醫療技術也僅是各大醫院角落裏的小科室，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被國人自己邊緣化了。歷史上中華民族引進外來的佛教文化，是以中國老子、莊子的道學文化做橋梁，以道學術語理解、比附、解釋佛學，稱之為“格義佛教”階段。而近代中國哲學的研究，是由胡適、馮友蘭等學界前輩肇其端，胡適首將道學文化作為中國哲學之始基，馮友蘭則始終以儒學文化貫通中國思想史，然他們卻都是以西方哲學的模式來剪裁中國古代哲人的思想，即以西方哲學“格義”出“中國哲學”。好在胡適、馮友蘭那壹代學者都有深厚的國學功底，雖以西方這些的觀點透視中國哲人的思想，但仍不失為壹種新穎的研究方法。新中國成立後對中國這些的研究又照搬了前蘇聯的政治模式，僅限於給中國哲學家劃定“階級成分”，或分別歸入“唯物主義”、“唯心主義”兩大陣營。以這種中國哲學教科書培養出來的學生，既沒有胡適、馮友蘭那代學者的國學功底，又沒有真正的西方哲學功底，直到他們窮年累月熬成教授、博士生導師，再教出來的學生對於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承傳則或幾乎息矣。我國高等院校和科研機構少數學者對中國哲學研究的現狀即這般模樣，我認為真正以中國人自己的觀點對中國哲學的研究至今還沒有起步。哲學是民族智慧的結晶，中國哲學的研究尚且如此，中國文化傳統的斷裂可想而知。壹個忘記祖宗、喪失傳統、認賊作父的民族是沒有前途的，喪失自己文化根基的民族只能跟在別人後面充當“小夥計”，我中華民族真正的“老祖宗”伏羲、神農、黃帝、蚩尤（中國之戰神）開創的民族傳統不能丟！從少兒到中學以至初中，是壹個人性情定型、人格成長的關鍵時期，也是人生記憶力最強的智慧待開發期，古人正是在這壹時期誦習中華聖賢經典，接受本民族文學、音樂、美術、書法等所謂“琴、棋、書、畫”的藝術熏陶，以打下紮實的國學根底。而現代的教育制度則從幼兒時期便將孩子推入殘酷競爭的應試教育之中，這就難怪青少年犯罪激增，社會道德淪落，人生的價值觀日益自私和缺乏誠信。失掉了中國傳統文化的中華民族只是壹群黃皮膚、黑頭發的二等公民，從人生信仰、思維方式、生活習俗，乃至城市風格，衣食住行等皆失去民族特色，民族精神必將壹蹶不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