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中國古代的“禮”與“法”
觀點1：“禮”與“法”的現代詮釋,明知不可為而為之.
中國古代的“禮”與“法”的現代詮釋是我們討論中國古代“禮”“法”關系的基礎.所謂中國古代的“禮”與“法”的現代詮釋其實質就是用現代的西方的“法”的 “理論體系”或者說“話語體系”去界定中國古代“禮”與“法”的性質.在我們現代人的“法”的觀點中,中國古代的“禮”與“法”到底是什麽?
然而,由於在中西文化的語言體系中並不存在壹壹對應的語意表達,因而這項工作本身是十分困難的,甚至明顯的十分不“科學”.這種困難在中西法律文化交流的開始就存在,例如嚴復就明確地提出過：“西方‘法’字,於中文有理、禮、法、制四者之異譯”.
觀點2：“禮”是壹種行為規範的體系,它融宗教規範、道德規範、倫理規範、行政規範、法律規範於壹體.
中國古代的“禮”的範疇遠大於今天的“法”,它的內容包羅萬象,廣泛地調整著人們的行為與社會生活.“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因而,我們今天說禮是自然法、神權法、習慣法、民法、憲法等等都有壹定道理.但“禮”就是“禮”.
觀點3：在中國的古代,禮是今天的“法”體系的核心內容,但今天的“法”體系又不僅僅包括禮,而且律、令、格、式、例、敕以及民間的家族村落法也屬於今天的“法”的體系.
觀點4：中國古代的“法”是與“禮”並存,且主要是在“禮樂崩壞”之後建立的另壹種行為規範體系.其核心內容是“刑”與“政”,即“刑律”與“政令”. 譬如,古文中的“法”字,本身就取“灋”型,對此,《說文》解釋到：,“灋,刑也,平之如水,從水”.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古代的“法”與今天的“法”的定義有更多的相似性,但古代的“法”更多是今天的“法制”,而“法理”部分則要到“禮”“義”中去尋找.
二、 先秦時期的“禮”“法”之爭
觀點1：（禮法之爭的歷史背景）“法”“刑”作為壹種獨立於“禮”的行為規範很早就存在,刑起於兵,《尚書》中的“誓”“誥”“五刑”都是“法”的原型.但法的真正興起,作為壹個系統是在“禮樂崩壞”之後,傳統的“禮”已經無法調整社會生活,尤其是社會政治生活,思想家們走向了兩條完全不同的救世之路：法家拋棄“ 過時”的禮樂秩序,企求“重建”“刑”“政”的秩序體系,而儒家試圖對“禮”進行革新,在禮的範圍內“復古”社會秩序.
觀點2：（禮法之爭的政治焦點）“禮”的重要特點是“別”“分”,維護“宗法”體系中傳統血緣政治貴族的等級特權.“法”“律”的重要特征是普遍適應性,《說文》解釋道：“律,均布也”.即“壹刑”,刑無等級.“所謂壹刑者,刑無等級,自卿相、將軍以至大夫、庶人,有不從王令、犯國禁、亂上制者,罪死不赦.有功於前,有敗於後,不為損刑.有善於前,有過於後,不為虧法.忠臣孝子有過.必以其數斷.守法守職之吏有不行王法者,罪死不赦,刑及三族.周官之人,知而訐之上者,自免於罪,無貴賤,屍襲其官長之官爵田祿.”其 “變法”的重要政治取向是剝奪貴族的特權,建立君主集權的“郡縣制”.
觀點3：（禮法之爭的價值焦點）“禮”之規範體系以“德”為基礎,以“教化”“修身”為手段,以“和諧”“中庸”“平衡”為目的,以“仁愛”為規範的價值追求.而“法”之規範體系以“政”為基礎,以“刑殺”為手段,以“耕戰”“富國強兵”為目的,以“功利”為價值取向.
三、中國古代的“禮”“法”合流
觀點1：“禮法”合流的目的是為“法”提供壹個“仁愛”的“善、良”標準,以“禮”之“德”為“法”的基礎,為法條的合理性提供“禮”的依據.
觀點2：“禮法”的影響是相互的,其結果不僅改造了“法”,而且改造了“禮”.“禮”的特權不僅僅賦予皇室貴族,而且賦予官僚貴族,又同時受到君主集權的極大限制.
觀點3：“禮”的“差等”性與“法”的“普適”性的矛盾與沖突壹直存在,貴族特權在法律中的體現在魏晉時走向高峰,不僅是“八議”“請”“減” 等刑罰制度的確立,而且“九品中正制”將“家世”作為首要的任官標準.而到唐朝禮法結合幾近完美,但“科舉制”的推行證明了政治家對“禮”的特權開始進行反思,但最終沒有嚴格執行,唐朝因而也沒有罷脫“藩鎮割據”進而滅亡的悲慘命運.而宋朝的“王安石變法”、明朝的“重典治吏”都可以發現“禮法”之間的這種矛盾的蹤影.
四、現實意義與思考
今天我們又面臨著壹個重大的社會轉型時期,傳統的“禮法”再壹次“崩壞”,“法”再壹次脫離傳統的“禮”的軌跡在“變法”的旗幟下開始獨立運動和發展.但這壹次不再僅僅以“功利”和“富國強兵”為目的,而包含有更多的諸如“自由”“平等”“民主”等西方法律價值內涵.然而,西方的價值觀我們能夠真正“移植” 並“接軌”嗎?傳統的“仁愛”體系就真的會壹去不復返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