搗練圖張萱是唐玄宗時的宮廷畫家，曾任史館畫直，是我國傑出的人物畫、風俗畫畫家，以擅長描畫貴族婦女、嬰兒和鞍馬而名重壹時。他點綴景物窮盡其妙，特別在揭示人物心理狀態方面尤為突出。他畫仕女，耳根處常用朱紅色暈染，體態豐滿，衣飾華貴。張萱的畫作多取材於貴族生活，曾經畫過唐玄宗和楊貴妃的日常生活，如《明皇合樂圖》、《明皇擊梧桐圖》、《明皇納涼圖》、《唐後行從圖》等。其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虢國夫人遊春圖》和《搗練圖》。
《虢國夫人遊春圖》為絹本設色，系宋徽宗趙佶摹本，現藏遼寧省博物館。在極其細密平滑的宮絹上，畫的是楊貴妃的姐姐虢國夫人策馬遊春的情狀。全卷構圖氣脈連貫，疏密有致，人物線若遊絲，細勁有力，設色勻稱明凈，反映出唐時仕女人物畫的高超技藝。虢國夫人居於畫面的後半部，梳著當時流行的墮馬髻，發髻側垂，別具風情。她的前後各有三騎，分別是男女侍從和保姆，身旁挽轡並駕、殷勤相語的可能是她的姐妹秦國夫人或韓國夫人。其中前三騎安排得比較疏朗，後五騎比較緊密，錯落有致，構成了壹種節奏上的變化。整幅畫卷沒有任何背景的點綴，純靠馬匹輕快的步伐、人物悠閑的神態和艷麗的著裝，將遊春之意渲染得呼之欲出。此畫線條細致圓活，多用朱紅、赭紅、石綠等礦物質顏料，暈染出人物身上輕薄鮮麗的春衫，色彩歷久而不變。從人物造型上看，此時的唐代貴族女性並不似後來的仕女畫上那樣嬌弱，她們乘坐馬上，臉上不施脂粉，形態豐腴卻又不失利落矯健。
張萱的另壹名作《搗練圖》，工筆重彩，亦系宋徽宗趙佶摹本，現藏美國波士頓美術博物館。練是壹種絲織品，織成後需要經過煮、漂、搗等步驟才能使之柔軟適用。《搗練圖》即展現了婦女搗練的過程與場景。全圖***分三段：搗練、織修、拉直熨平。畫面上***12個人物，體態豐滿，儀態嫻雅。“熨平”壹段最值得稱道，兩個女子拉住搗好的練的兩端，其中穿藍裙的女子微微後仰，用力將練繃緊，中間壹女手持熨鬥進行熨燙，背向畫面在旁幫忙的是壹個侍女，還有壹個小丫頭在練的底下彎下身子，調皮地側頭上望，似乎想弄清楚練的背面是否藏了什麽東西。圖中人物或側向、或背向、或垂頭、或側視，形象逼真，刻畫流暢，設色艷而不俗，畫面環環相扣，生活氣息濃郁，反映出盛唐崇尚健康豐腴的審美情趣，代表了那個時代人物造型的典型風格。
繼張萱之後，仕女畫的代表畫家首推周昉。因為所處時代的不同，周昉與張萱的仕女畫在審美情趣上有所差異。周昉的仕女畫與張萱壹脈相承，但又更為成熟。張萱處於朝氣蓬勃的盛唐，其筆下的仕女大多呈現出壹種健康明朗之美，飄散著壹種盛世華貴氣度。周昉所處時代已是江河日下的中晚唐，審美情趣已由宏麗濃郁逐漸轉入細致婉約。他筆下的女性形象體態豐滿，蛾眉豐頰，濃艷豐肥，衣著富麗，用筆簡勁，色彩柔麗。他善於體察女性心態，尤擅描摹後宮嬪妃空虛寂寞的生活情狀與微妙心情，如撲蝶、撫箏、對弈、揮扇、演樂等。
周昉的人物畫功底極為深厚，他的肖像人物頗能傳達人物的神韻氣度；在佛像畫方面，他獨樹壹幟，首創“水月觀音”畫法，把觀音菩薩置於清幽澄凈之境以示聖潔。後為歷代畫家所沿用。人們將周昉的人物畫特別是倒女畫和佛像畫的造型尊為“周家樣”。據說周昉曾奉唐德宗李適旨，畫敬章寺神，頃刻間引來京城萬人前來觀看，有言其神妙者。也有指其微瑕者。周昉虛心聽取意見，日日有改，經月有余，有到眾口稱絕，方才停筆。相傳唐朝名將郭子儀的女婿侍郎趙縱約請韓幹和周昉先後為他畫像，畫完後，趙縱將畫像置於座側，壹時難定優劣。還是趙夫人點評道：“兩畫皆似，前畫者空得趙郎狀貌，後畫者兼移其神氣，得趙郎性情笑言之姿。”壹語道出周昉藝絕之處。可見周昉畫藝超絕，畫仕女不愧為“古今冠絕”。元代的大畫家趙孟頫就極力推崇張萱、周昉的繪畫風格，追仿得最為出眾的是元朝宮廷畫家周朗，他的《杜秋娘圖》全然是得自“周家樣”之形，用筆又壹展元人飄逸灑脫的韻律。
周昉70余件傳世作品中屬仕女畫的占壹半以上，代表作有《楊妃出浴》、《遊春》、《宮騎》、《紈扇》等，留傳至今的有《簪花仕女圖》、《揮扇仕女圖》和《調琴啜茗圖》。
《簪花仕女圖》現藏遼寧省博物館，傳為周昉真跡，壹說或為晚唐或為五代畫跡。全圖畫於絹上，描寫貴族婦女春夏之交賞花遊園的情景，分為四段：采花、看花、漫步、戲犬。構圖采用平鋪式，人物線條簡勁圓渾而有力，設色濃艷而不俗。卷首和卷尾的兩名仕女相向回首，前後呼應，將整幅畫收攏為壹個整體。沒有景物作背景，只在中部繪有壹只走動展翅的白鶴，右端安排了壹組玉蘭景石，構圖簡潔雅致卻又充滿生機。從人物著裝、鶴及仕女手持的花束看，大致可推斷畫境是在暮春時節。畫中人物體態豐滿，服飾顏色搭配以紅、紫為主，極盡奢華與艷麗，頭梳高髻，簪大朵牡丹，別香白茉莉，著壹襲抹胸，罩輕薄華美紗衣，手臂處的輕紗畫家特意敷染，臂膊在紗衣中若隱或現，使得凝脂般的肌膚和透明的薄紗相得益彰，極具質感。再細看人物情態，仕女的面部豐潤飽滿，身著朱紅披風的婦女神情凝重，逗狗的婦女青春活潑，持花的婦女神情悠然自得，每個人都沈浸於自己的世界中，整幅畫卷充滿著壹股悠閑氣息。據傳，此卷經重新揭裱後發現是各自獨立的四幅屏風畫。
唐代仕女畫的成功在於它對人物服飾的描繪。在張萱筆下，我們看到的是壹般意義上的人物形象；而在周昉的畫作中，我們會發現許多工筆畫的特殊技巧，如仕女發髻很高，烏黑光亮。對黑發的渲染肯定是件不太容易好做的事，工筆畫的要求是黑而不躁、深而且厚。周昉的渲染正恰到好處地體現出這壹魅力。此外，對於仕女披紗的透明效果，服飾的花紋裝點，還有深色紗袖中沿邊線而勾勒的白線，都是從前工筆畫中極少見的特殊技法，即使是壹塵拂尾、壹柄團扇，也無不精心刻畫，其畫堪稱美輪美奐的藝術珍品。
與前代仕女畫相比，張萱、周昉的仕女畫第壹次將現實中的宮廷女子推到了觀者面前。張、周之前的仕女畫首推顧愷之，但在他的畫作中，女性形象往往作為壹段傳說或故事的角色出現，人物註重姿態刻畫，以衣袂間體現出的神韻取勝，由於基本為中景，人物面部也就並非畫家關註的重點。而在張萱、周昉的畫作中，往往只截取生活中的壹個片斷場景，如遊春、搗練、簪花、揮扇、對鏡等，女性形象也就成為畫作的中心，人物多被置於近景，面部表情成為刻畫的重點。
張、周開創的仕女畫，其影響自晚唐五代壹直持續到元代，盡管人物身形略有清減，但題材、神態、臉型、服飾等均沿襲其畫風。直到明清時期，社會對女性的審美觀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不再以豐肥雍容為美，而轉向纖巧玲瓏、清臒瘦弱，仕女畫風格也才隨之轉向。除此而外，張、周的仕女畫對周邊國家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日本的浮世繪中，至今依然可以明顯看到張、周仕女畫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