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法制的指導思想:(1)“道德是政教之本，刑罰是政教之旨”。(二)強調法律的簡單性、穩定性和統壹性，以利於實施和遵守。(三)嚴格法制，與法律壹刀兩斷。
為了穩固王朝的封建統治，初唐統治者認真總結隋朝迅速滅亡的歷史經驗，確立了“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為政教之用”的法律指導思想。縱觀初唐的法典，它強調封建禮教是治國之本，法律是壹個階級的上層建築，但在其當時的社會，刑罰只是作為壹種輔助手段。同時，從唐律的內容來看，它以封建禮教為內容，法律只是上層建築的表現形式。
唐朝統治者在制定法律時，充分考慮了當時的社會政治形勢。所以，壹方面是為了爭取社會更大的支持，盡快恢復社會穩定；另壹方面，出於階級統治的需要，廢除了隋末的暴政。“寬、簡、穩、統”指導思想的貫徹，使得初唐的法制環境相對寬松，統治階級的壓迫使得被統治階級相對可以忍受。兩者的矛盾沖突還有緩和的空間。此外，唐律的“壹元化”，即法律的相對穩定，也對唐初的社會穩定起到了壹定的作用。在封建社會，唐代法典的重要地位是不可否認的，但我們仍然需要在客觀分析後發現其不足之處。封建社會的階級政治意識、小農經濟的發展程度及其歷史文化相結合，形成了較之歷代相對簡單、穩定、統壹的法律。作為現代社會的法律，社會經濟發展水平要求它有相對完備的法律與之相適應。由於經濟發展與上層建築的關系密切，作為上層建築之壹的法律必然會受到它的影響，尤其是目前我國經濟在過去二十年中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法律更新速度很快，不僅使得民事法規的出臺滯後，不能適應當今社會，而且增加了刑事犯罪中新的經濟犯罪類型，以至於主管機關的司法解釋不斷出臺。因此，“寬泛、簡單、穩定、統壹”的立法指導思想只適用於壹定的經濟社會，而不適用於經濟快速發展的社會環境。
唐代統治者在立法時已經深刻認識到依法辦事、遵守法律的重要性，因此產生了“嚴以法制，違法必究”的法律思想。這壹法律思想對後來的立法者產生了廣泛的影響。無論是封建社會還是現代社會，統治階級制定法律的目的都是通過約束人們的行為來鞏固其上層建築，維護其統治。在立法、守法、執法等方面，唐朝統治者雖然沒有將其上升到理論層面來看待法律從制定到實施、執行的各個環節，只是因為“法規早就頒布了，但官員往往不遵守”而提出了“法制嚴明，壹次違法”的指導思想，“有好的法律不等於有好的法制”的觀念也是當時的統治者所認識到的。現在我們的法律體系已經走過了這壹步，因為無論在刑事司法還是民事司法過程中，如果對司法有異議，都可以通過行政訴訟和國家賠償來獲得救濟。壹部法律的實施是壹個立法、守法或違法、執法相統壹的過程，而“嚴於法制、違法必究”的法律思想就是我們常說的“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的最早雛形。在壹個社會中，某種行為是否是犯罪，是否應該受到懲罰，以及如何懲罰犯罪行為，是實施法律的關鍵步驟。當然，法律是否公正、守法者的法律意識、執法者的執法水平等外在因素，軟件建設也起著重要作用。
唐代刑罰適用的原則:(1)十惡重刑原則；(2)減免貴族和官僚的原則；(3)其他處罰原則:1，刑事責任年齡和照顧老、幼、殘原則；2.同居不構成犯罪的原則；3、自首減輕處罰；4、* * * *罪刑法定原則。5.官員犯罪，“私罪”較重，“公罪”較輕；6.數罪並罰原則；7.累犯加重原則；8.類比原則；9.處理涉外案件的原則。
唐代刑罰三原則中，第壹原則中的所謂“十惡”，即直接威脅皇帝人身和權力、嚴重危害社會秩序和封建倫理道德關系的十種行為，體現了保護統治者利益的功能。至於第二個原則，是保護貴族和官僚的特殊地位。《唐律》還以“議、邀、減、贖、官職”的形式保障這壹原則的實施，以達到對犯罪貴族、官僚給予特殊救濟或適用特殊審判程序的目的。其他大部分處罰原則，如刑事責任年齡、自首、初犯、加重累犯等，對後世的法律思想產生了積極而重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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