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江，表字公明，綽號“及時雨”、 “呼保義”，是施耐庵著《水滸傳》中的主人公，位居梁山壹百單八將之首。
宋江祖居鄆城縣宋家村，“在鄆城縣做押司”。他雖“面黑身矮”，卻相貌堂堂， “刀筆精通，吏道純熟”，又“愛習槍棒，學得武藝多般”。雖屈居下僚，卻誌向高遠， “懷掃除四海之心機”，要幹壹番驚天動地的大事業。他對內“事親行孝敬”，對外結交好漢， “仗義疏財”，贏得了崇高的威望，被稱譽為“及時雨”、 “孝義黑三郎”。
晁蓋等七人截取生辰綱事發，將宋江壹下子推到忠孝與義氣的矛盾之中。經過激烈的思想鬥爭，宋江終於“舍著條性命”， “擔著血海也似幹系”，救了晁蓋等七人，顯露出宋江重義敢為的英雄本色。但他這種仗義行為還不是有意識地向封建秩序挑戰，當得知晁蓋等人去梁山落草，他認為這是“滅九族的勾當，雖是被人逼迫，事非得已，於法度上卻饒不得”。這真切地反映出宋江既不滿於黑暗現實，同情晁蓋的反抗，又不敢貿然觸動社會法度的矛盾心態。為了掩蓋他與梁山的關系，他怒極而殺了閻婆惜。這個突發的事件，作為私放晁蓋的直接後果，將宋江變成了與晁蓋相同的被通緝的罪犯，將他推到了與官府對立的位置上去，為他最終走上梁山掃除了身份上的障礙。在流亡他鄉的歲月裏，“義”在宋江的思想性格中逐漸占據了主導地位。當劉高夫婦陷害使他身陷囹圄之時，燕順等好漢仗義救了他，他便開始激烈反抗了。他指揮花榮、燕順等人殺了劉高這不義之徒，打敗了青州派來進剿的官軍，然後，他又建議八位好漢去梁山入夥，並親自率領著這數百人馬，扮作“收捕草寇官軍”，浩浩蕩蕩向梁山泊進發。這表明宋江在“義”的主導下，在邪惡勢力的逼迫下，已突破了忠孝觀念的束縛，躋身於與官府對抗的起義行列，並開始走向起義聖地——梁山泊。
眼看要到梁山之際，半路裏殺出了石將軍石勇，捎來了壹封“父亡”的家書。這封家書在宋江思想性格中引發了爆炸性的反應。他的忠君孝親思想、天倫兒女人情又膨脹起來，戰勝了江湖義氣。於是，他拋下起義弟兄，“飛也似獨自壹個去了”。歸家後方知，原來是其父怕他“壹時被人攛掇，落草去了，做個不忠不孝的人”，故寄書喚回。在老父封建綱常的訓誡下，在對朝廷大赦的幻想中，宋江又屈服於國家法度之下，決心做壹個忠臣孝子順民。可見，宋江要擺脫幾千年傳統觀念的束縛是多麽艱難，他走向叛逆的路程是多麽曲折。需要最終突破束縛走向背叛封建制度，還必須等到被黑暗現實逼到死路的時候。
梁山泊好漢劫法場
到了江州，宋江獨酌於潯陽樓上，在酒精的麻醉下，他擺脫了忠孝觀念的束縛， “潸然淚下，臨風觸目，感恨傷懷”，寫了動人心魄的反詩：“自幼曾攻經史，長成亦有權謀。恰如猛虎臥荒丘，潛伏爪牙忍受。不幸刺文雙頰，那堪配在江州。他年若得報冤仇，血染潯陽江口。”這是他復雜心態的真實坦露，傾瀉出胸中的憤懣與不平，抒發了“敢笑黃巢不丈夫”的淩雲壯誌。沒想到這卻招來了殺身之禍，於是宋江在不反抗唯有死的抉擇中，在梁山英雄拼死劫法場義舉的感召下，也為了保存生命，待機而起，終於走上了梁山泊，舉起了反抗官府的起義大旗。
宋江初上梁山，雖然坐的是第二把交椅，可實際上是梁山大業的開創者。晁蓋中箭身亡，他又“權居主位”，成了名副其實的義軍領袖。他以其傑出的才能和崇高的威望，為眾好漢所欽敬，從而帶來了“山寨十分興旺”的局面。他在“義”這面大旗下，廣納豪傑，擴大力量;南征北討，東打西殺，取得了壹個又—個的輝煌勝利。諸如：三打家莊，踏平高唐州，大破連環馬，聚義打青州，率眾鬧華山，兵打北京城，智取大名府，壹打東平府，二打東昌郡，可謂是馳騁中原，屢建奇功。正是由於宋江的慘淡經營、指揮有方，眾弟兄的精誠團結、拼死向前，梁山起義大業才日益壯大，達到了空前的鼎盛局面，實現了宋江及眾英雄的“八方***域，異姓壹家”的烏托邦社會理想。可見這壹時期“義”構成了宋江思想性格的主要內容。但同時他思想性格裏的“忠”，也隨起義事業的發展在潛滋暗長。在宋江剛坐穩第二把交椅時所接受的天書中，就為其規定了“替天行道”、“全忠仗義”的指導思想;在晁蓋屍骨未寒，宋江“權居主位”之始，他立即把“聚義廳”改為“忠義堂”，以表明其“忠”為“義”首的用意;每招降壹名朝廷命官，宋江都要表白壹番心跡： “暫居水泊，專待朝廷招安，盡忠竭力報國。”這就清晰地表現出：在宋江高舉義旗沿反抗的大道奮勇前進時，忠君觀念也在其頭腦中日趨濃重，逐漸發展，最終主導了他的性格，導致他率領義軍走向招安乃至毀滅的悲劇結局。
宋江在將起義大業推向頂峰的同時，也就開始著手毀掉梁山了，這種矛盾的行為，正是其思想性格的矛盾促成的在緊接著“排座次”之後的菊花會上，宋江便以《滿江紅》詞的形式 ，正式公布了他制定的關於義軍前途的政治綱領：“望天王降詔，早招安，心方足。”表明了他要歸順朝廷，效忠宋天子的心願。這遭到了武松 、李逵、魯達等人的反對，按李逵的想法，是要“殺去東京，奪了鳥位”，讓宋江作皇帝，這與宋江的招安路線是截然不同的。而宋江卻不容置疑地將這壹既定綱領付諸實施，他先後五次“鉆刺關節”，千方百計要實現招安的目標。或是走李師師門路，打枕頭關節;或是獻媚於被俘仇敵高俅等人，哀求疏通;或是修書宿太尉，請求其“早晚題奏”。正是在宋江緊鑼密鼓的多方活動下，宋徽宗“禦筆親書丹詔”，特差宿太尉賫詔前往招安。於是， “梁山泊分金大買市”，毀掉了起義的聖地，除去當下辭去的三五千人之外， “宋公明全夥受招安”。正如宋江在寫給李師師的詞裏所說： “借得山東煙水寨，來買鳳城春色”，他們打著“順天”、 “護國”的大旗，來東京面君。至此，高舉義旗與官府對抗的起義大業，在宋江手裏變質了。在宋江心目中，此時忠君觀念與兄弟之義以及功利思想似乎是統壹於招安了，他的“順天”、“護國”、“封妻蔭子”的理想似乎也可實現了。其實，在宋江思想中，對“天子”存在著過多的幻想，對招安寄予了過多的希望，他忽略了壹廂情願的主觀願望與黑暗不平的社會現實還有很大的距離，他的悲劇也正是從此開始了。
招安後毫無封賞的可悲現實，統治者要把他們“分遣調開”的不良意圖，以及眾頭領要“再回梁山泊去”的反抗情緒，這些都在沖擊著宋江的忠君思想，使他意識到了忠與義、忠與功名的矛盾。尤其是出師征遼伊始發生的義勇軍校怒殺貪鄙廂官的陳橋驛事件，突然將其推到了忠與義矛盾的焦點上。而他最終到底殺了這個軍校的血淋淋事實，正是他以忠害義的鐵證。
在征遼的戰爭中，宋江為實現其“護國”立功的願望，率領部下，為國家立下了汗馬功勞。可朝廷卻不論功行賞，遼主乘機派人勸降，面對眼前的局勢，連吳用都認為勸降者所言“端的是有理”，甚至提出“棄宋從遼”的建議。而宋江卻義正詞嚴地表示： “吾輩當盡忠報國，死而後已”， “縱使宋朝負我，我忠心不負宋朝”。征遼的結果，由於蔡京等四奸臣接受了遼國的賄賂，在燕京破在旦夕的大好形勢下，朝廷下令講和休戰。這時宋江對前來的宿太尉傾訴了他心中的不滿與失望： “非是宋某怨望朝廷，功勛至此，又成虛度。”面對出征歸來不得封賞，朝廷又“出榜禁約”眾頭領的行動，李逵等眾將已不堪忍受， “盡有反心”，而宋江則陷入了徘徊、猶疑、悵惘、哀傷的“愁悶”情緒之中。最後，經過他內心忠與義、忠與功名等力量的鬥爭與權衡，宋江終於為忠君觀念所主導，選擇了甘當忠臣的前途。他向吳用宣布了自己的抉擇： “若是弟兄們但有異心，我當死於九泉，忠心不改。”然後又“會集諸將”，開宗明義，軟硬兼施，甚至以“自刎而死”相要挾，迫使眾弟兄與他壹道盡忠朝廷。
這時宋江的思想性格已完全為封建愚忠所主宰，他成了統治者的奴仆與鷹犬，主動要求去消滅與其當年同樣反抗官府的另壹支起義軍——方臘的隊伍。征方臘已與征遼大不相同，除戰爭性質有別外，征遼時結義兄弟還全部幸存，而征方臘時，壹百單八將卻大都成了愚忠的犧牲品。宋江面對結義兄弟鮮血在汩汩流淌的悲劇，雖也壹再嘆息、痛哭，但他並未因此停止進攻方臘。他壹邊哭奠死者，壹邊勸勉幸存者： “朝廷不肯辜負我們，妳只顧盡心竭力與國家出力。”
建立在方臘與自己結義弟兄鮮血之上的宋江的忠心，終於換來了朝廷高官厚祿的封賞。他被授予武德大夫、楚州安撫使、兼兵馬都總管之職。並格外加恩，“再賜錢十萬貫，作還鄉之資”。以兄弟的鮮血染紅了自己頂子的宋江還鄉後， “置筵慶賀”， “請僧命道，修建功果”， “光宗耀祖”，著實風光了壹番。這表明了宋江誌得意滿的精神狀態，眷戀功名利祿的思想本質。可是樂極生悲，就在宋江忘乎所以之時，朝廷四奸臣在皇帝賜給宋江的“禦酒內放了慢藥”。宋江直到飲了毒酒，死到臨頭，仍然沒有擺脫折磨了他壹生的忠義思想。壹方面，他竭力表白對朝廷的耿耿忠心， “今日朝庭賜死無辜，寧可朝廷負我，我忠心不負朝廷”。為此，他甚至不惜殘忍地毒死可能造反的最忠於他的結義兄弟李逵，這不能不令人發指。另壹方面，他又真誠地懷念著他親手建設並毀掉的梁山泊，他“囑咐從人親隨之輩”，務必將其靈柩“安葬於楚州南門外” “風景盡與梁山泊無異”的“蓼兒窪高原深處”，幻想著死後能“神聚蓼兒窪”，夢遊梁山泊，這又不能不使人同情痛惜。
宋江的壹生，始終在造反與妥協之間左右徘徊，構成了其悲劇性生命史的三部曲。宋江的悲劇，既有社會原因，也有性格原因;既是社會悲劇，也是性格悲劇。作者緊扣他的出身及所處的典型環境，成功地塑造出壹個復雜矛盾而又統壹完整的典型形象。他既是壹個領導起義的農民革命的領袖，又是壹個毀掉起義、背叛革命的罪魁;他既是壹個“義膽包天”、縱橫天下的真勇士，又是壹個效忠君王、卑躬屈膝的可憐蟲。正是這些相互矛盾的性格元素的組合統壹，形成了宋江形象審美意蘊的豐富性和多面性。這壹現實主義悲劇典型的成功塑造，標誌著中國古典小說人物形象塑造，已開始由類型化典型向個性化典型過渡，有了長足的進展。因此說，宋江形象在中國文學人物畫廊中，占有著不可替代的突出地位，具有獨特的審美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