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個國家生育率的快速下降，會加速人口老齡化，同時，子女撫養比例快速下降，勞動年齡人口比例增加。在老年人口比例達到較高水平之前，會形成勞動力資源相對豐富、贍養負擔較輕的“黃金時代”，對經濟發展非常有利。人口經濟學家稱之為“人口紅利”。我國人口年齡結構處於人口紅利階段，每年勞動力供給總量約為10萬，勞動人口比例較高，保證了經濟增長中的勞動力需求。因為人口老齡化高峰尚未到來，社保支出負擔較輕，財富積累速度較快。豐富的勞動力資源和成本優勢使中國成為世界工廠和世界經濟增長的引擎。
估算人口紅利的壹種方法是利用時間序列的宏觀人口經濟數據，運用多元回歸的數理統計方法，通過將人口等因素納入回歸方程，觀察人口變動對經濟增長解釋力的貢獻。另壹種計算人口紅利的方法是計算有效生產者和有效消費者的數量，然後把這兩類人的比例作為撫養比。註意，這裏使用的依賴比不同於通常的依賴比。
這種計算人口紅利的方法是將經濟變動的指標——人均產出增長率分解為兩部分，即有效生產者人均產出增長率和撫養比增長率。這兩個組成部分中，第壹個是勞動生產率，第二個是人口因素。假設有效生產者人均產出增長率不變，撫養比增長率的變化可以直接等價於其對人均產出增長率的貢獻，即人口紅利。
事實上，人口變化給經濟發展帶來的紅利不僅包括勞動力供給的增加，還包括儲蓄的擴大和人力資本投資與回報的增加。由於人口在40 -60歲最有可能儲蓄，更多的人能活到這個年齡，會帶來更多的儲蓄。更多的儲蓄意味著更多的資本。每個勞動者資本擁有量的增加可以提高勞動生產率。
同時，預期壽命的延長從根本上改變了人們對人力資本投資的觀念，為技術發明和使用創造了更多的機會，提高了人力資本投資的回報率。更健康的人口也是更有生產力的人口。健康的作用遠不僅限於增強體力，更多的在於智力思維的開發和運用。
由此可見，人口紅利的計算需要綜合考慮就業、收入等變量對經濟增長的影響，而不是像有些人誤解的那樣僅僅依靠勞動年齡人口的數量。同時，隨著人口結構的轉變，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是不可重復的，不存在所謂的“持續的”人口紅利。
基本情況
中國近幾十年持續快速的經濟增長成為世界上的壹個“奇跡”。在討論中國為什麽能創造經濟增長的“奇跡”時，很多人認為“人口紅利”的影響是至關重要的原因，而“人口紅利”也因此與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前景聯系在壹起。
中國的“人口紅利”早在1965~1970就開始出現，但在“人口紅利”出現後的很長壹段時間裏，我們似乎並沒有感受到“紅利”的影響。相反，我們感受到了更多的人口壓力和就業壓力，大量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和城市失業嚴重困擾著經濟增長。10期間，隨著經濟的高速增長，失業人數開始大幅減少，勞動力資源開始得到充分利用，我們切實感受到了“人口紅利”對經濟增長的有利影響。
經濟影響
“人口紅利”並不意味著經濟必然增長，但壹旦經濟增長進入快車道，“人口紅利”勢必成為經濟增長的強大助推器。豐富的勞動力資源和成本優勢使中國成為世界工廠和世界經濟增長的引擎，但這也提出了壹個令人擔憂的問題:“人口紅利”期結束後，中國經濟還能增長多久？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必須弄清楚“人口紅利”是如何影響經濟增長的。簡單來說，“人口紅利”或人口年齡結構變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主要包括兩個方面:壹是對生產領域的影響，二是對消費和儲蓄的影響。
“人口紅利”對生產領域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勞動力的供給上。從勞動力供給來看，我國仍處於勞動年齡人口最富裕的時期，但隨著勞動年齡人口增速的放緩，勞動年齡人口的增長將在2015左右停止。壹般來說，當壹個國家的勞動年齡人口增長停止時，勞動力不足的問題很快就會到來。但是城鄉二元結構使得中國的情況大不相同，龐大的農村人口仍然可以長期為城鎮提供勞動力資源。中國正處於快速城市化的進程中。如果城鎮人口每年增加壹個百分點，勞動年齡人口每年增加約15萬人。試想壹下，當中國進入壹個相對發達的階段，大部分人比如70%的人會選擇在城鎮生活，農村勞動力向城鎮轉移會持續20年以上。因此，在可預見的未來，中國似乎仍有相對充足的勞動力供應。從勞動力供給的角度來看，“人口紅利”將繼續推動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
從“人口紅利”對消費和儲蓄的影響來看，在壹定時期內停止勞動年齡人口的增長或增加老年人口的比例，並不壹定導致儲蓄率的下降，相反，可能會進壹步提高儲蓄率。在老齡化初期，進入老齡化階段的人往往具有較高的儲蓄率和傾向，因此有人將老齡化初期視為第二次“人口紅利”期。從這個意義上說，勞動年齡人口豐富的“人口紅利”期的結束，並不是“人口紅利”的真正結束。只要能充分發揮儲蓄的資本效率，讓資本獲得合理回報，第二次“人口紅利”仍有可能為經濟增長註入“活力”。
綜上所述，無論生產還是消費和儲蓄，“人口紅利”都將成為推動中國經濟長期持續增長的有利因素。目前中國經濟正處於歷史最好時期，也是“人口紅利”回報最豐厚的時期。從未來20年到30年的角度來看，我們不僅沒有理由懷疑中國的經濟增長會失去動力，相反，會更加強勁。
根據世界銀行《2007年世界發展報告》，中國青年人口在1978左右達到高峰。世界銀行的研究表明，這個撫養比下降的窗口可以維持大約40年，這取決於生育率下降的速度，然後它將再次關閉。幾乎所有發展中國家都還在這個窗口。10年內中國和泰國將關閉這個窗口，日本等發達國家已經關閉。
根據壹些中國機構的研究，中國27%的經濟增長得益於“人口紅利”，基本相當於之前“人口紅利”對日本和新加坡國家經濟騰飛的貢獻率。
消極因素
1.短期影響因素在短期內，以下因素影響人口紅利的實現:
(1)，比如中國就業形勢非常嚴峻，未來可能進壹步惡化，導致勞動年齡人口就業不足。這樣，相當壹部分勞動年齡人口就會成為需要社會負擔和贍養的人口，而這些人卻無法創造財富，從而造成勞動力資源的極大浪費。
(2)農村勞動力素質低普遍制約了人口紅利的實現。從勞動年齡人口的分布來看，中國人口紅利的大頭在農村，農村勞動力資源豐富，大量農村勞動力人口從土地中走出來，去城市，去發達地區。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農民工”占二、三產業就業人口的46.5%，其中第二產業占56.7%，建築業占80%。因此，中國收獲人口紅利的程度應取決於農村剩余勞動力資源轉化為現實勞動生產率的實現程度和農村剩余勞動力的開發程度。但是，我國農村勞動力素質普遍較低的事實，決定了轉化為現實勞動生產率的實現程度不可能太高。2003年，我國首次公布的《中國教育與人口資源狀況報告》顯示，農村勞動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為7.33年，城市為10.20年。根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專家預測，他們就業了，卻得不到應有的教育和培訓。低素質低成本的勞動力也決定了創造力相對較低。比如制造業1小時勞動力的價格在美國是30美元，在中國是2美元左右，美國的勞動率比中國高10-20倍。可見，中國只有提高勞動力的素質和成本，才能更好地實現人口紅利。
(3)由於農民進城的收入沒有提高，進城的成本明顯增加，降低了農民進城的欲望。這是免征農業稅(即農業收入相對增加)後，我國部分地區出現“民工荒”的重要原因之壹。
(1)、農民進城打工的經濟效益不高。有數據顯示，近20年來，農民工的工資水平幾乎沒有增長。
(2)農民從城市工作中獲得的技能相當有限。更糟糕的是，農民進城就業或失業都沒有保障，使他們隨時面臨生存危機，不得不選擇回鄉務農。此外，他們從城市生活中獲得的文化收益並不大。這是因為農民工在城市的社會文化生活受到經濟收入低、知識文化背景低的限制。而城市文化對農民工的“排他性”也使他們遊離於城市文化圈之外。
2.長期因素
長期來看，壹個國家的人口紅利是不可持續的。人口轉變理論告訴我們，“人口紅利”期只是壹個國家人口變化過程中的必經階段，即在出生率沒有顯著下降的情況下，死亡率顯著下降。就中國而言，自20世紀70年代實行計劃生育政策以來，出生率的逐步下降必然導致勞動人口總量的下降。此外，中國已經開始呈現快速的人口老齡化趨勢，中國已經被認為是世界上人口老齡化速度最快的國家之壹。因此，長期來看，中國勞動人口比例將會降低，中國經濟享受的“人口紅利”黃金時代漸行漸遠。人口老齡化和青壯年勞動力供給速度的持續下降，將通過勞動力要素供給以及相關的社會儲蓄和資本積累制約中國未來的經濟增長。
壹個值得壹提的問題是:能否在中國勞動力資源最豐富的有利時期建立有效的社會保障制度，將關系到中國的長遠發展。“未富先老”是中國老齡化的最大特征。隨著老年人口絕對數量和相對數量的增加，社會負擔將與日俱增，社會保障資源將面臨巨大壓力。而且由於農村流動人口龐大，未來農村的老齡化程度將高於城市，這是中國老齡化的又壹顯著特征。如何完善城鎮養老保障體系，建立壹套兼顧國家、集體、個人特點的養老保障體系，是政府必須解決的難題。
1.以有效合理的人口轉移和流動，促進人口結構的協調調整，推動農村家庭生育觀念的更新和轉變，鼓勵他們走出國門，參與世界經濟。促進人口流動和轉移的另壹個方面是積極促進人口的對外交流，包括:出國留學深造、外派勞務、人員交流等。當然，這種人口向外遷移，對緩解人口壓力可能作用不大，但對中國與全球經濟日益加強合作與交流，參與世界經濟的分工與發展是有利的。
2.繼續積極推進城鎮化和小城鎮建設，完善國家社會保障和醫療保險制度，對所有居民實行統壹的國民待遇。中國龐大的人口基數形成的重要原因之壹是中國傳統的養兒防老的文化觀念。城市人口的有效控制，很大程度上得益於系統的社會保障體系和醫療保險體系的逐步完善，解決了大部分家庭的後顧之憂。對於廣大農村人口來說，可以不納入這兩個保障體系。農民工不能在工作地享受社會保障、醫療、兒童保育和教育。這不僅不利於人口的有效流動，而且容易滋生城鄉人口矛盾，引發人口流動的負面效應。只有取消這種城鄉居民差別待遇，將所有城鄉居民，不分地域，納入社會保障和醫療保險兩個體系，才能有效發揮人口流動的優勢，實現人力資源和勞動力在全國範圍內的有效配置，加快壹體化經濟的形成和城市化、小城鎮的發展進程，促進國家現代化的發展。
3.加大教育產業投入，普及高中階段義務教育，實施靈活多樣的成人教育方式，鼓勵多種方式形成全民終身教育，努力提高國民素質。提倡高中義務教育和取消各種學校收費，減輕家庭負擔，擴大受教育人口範圍，真正讓每個公民享有公平的受教育權，從而提高國民人口素質。在成人教育中，壹方面要降低門檻，采取寬進嚴出的教育原則，吸引越來越多的人進入學校，提高他們的理論水平，使他們在工作和學習中得到提高。另壹方面，鼓勵包括社區教育、農村教育、老年教育在內的多種教育方式共存發展，逐步形成全民終身教育的氛圍，從而逐步提高全國人口素質。只有這樣，才能把中國的人口狀況引入由量變到質變的發展軌道，從而為經濟發展提供更加強大的動力。
反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股息”在很多情況下對應的是“債務”。“人口紅利”也不例外。具體來說，與“人口紅利”相對應的“人口債務”，就是人口老齡化加速帶來的影響。人口老齡化將從多方面影響中國經濟的可持續增長能力。首先，老齡化會帶來社會撫養比的持續上升，勞動力的負擔和成本增加；其次，老齡化會增加消費人口比例，降低生產人口比例。第三，勞動力年齡結構的“老齡化”將嚴重影響勞動生產率。以上三個方面都會在壹定程度上削弱經濟的競爭力，進壹步影響經濟可持續增長的活力。
對策
所以，我們在享受“人口紅利”豐厚回報的同時，壹定不能忘記未來可能面臨的人口“負債”。要有效化解未來的“債務”，必須做好兩件事:壹是要長期保持經濟又好又快增長，二是要盡快建立覆蓋全體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
2012，12 6月9日，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在第十二屆中國經濟論壇上指出，中國未來發展的主要方向是實體經濟的回歸和轉型，回歸實體經濟會增加投資者的信心，調動民眾的積極性。
厲以寧表示，新的人口紅利、新的資源紅利、新的改革紅利正在取代舊的紅利。他指出，新的人口紅利正在出現，中國正在從技工時代向高級技工時代轉變。與此同時，科技投資也在產生新的資源紅利。與舊的資源紅利相比，新的資源紅利主要在於科學技術的利用，如通過海水淡化增加資源，治理荒漠化加劇的土地，振興草業，提高土地資源利用率等。新的改革將為經濟發展提供新的機遇。
厲以寧強調，中國貧富差距特別大的壹個重要原因是二次分配有問題。在西方，“初次分配不足，二次分配縮小了差距，而在中國，二次分配擴大了初次分配的差距。”
厲以寧說，中國的城鎮化是老城加新城加新社區，新城是開發區、實驗區、工業園區、物流園區等。新社區就是社會主義新農村，其重點應該放在兩個方面:壹是確保農村公共服務到位，二是推進城鄉社會保障壹體化。“這樣做，不僅可以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即使將來進入高收入社會，也可以繼續前進。”厲以寧說。
介紹
2013年6月，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顯示，2012年，我國15-59勞動年齡人口首次出現長時期絕對下降，比上年減少345萬人。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芳表示，這意味著中國人口紅利消失的拐點已經出現在2012，這將對經濟增長產生重大影響，我們要做好充分的心理和政策準備。
“判斷壹個國家是否有人口紅利，要看兩個指標，壹個是勞動年齡人口，壹個是以勞動年齡人口為分母，以青年、老年人等其他年齡組為分子得出的人口撫養比。”蔡芳說，如果勞動年齡人口增加，撫養比降低，就會有人口紅利，否則就沒有人口紅利。
過去很長壹段時間，中國勞動年齡人口和人口撫養比時升時降，出生的人多，吃飯的人少，我們得到了人口紅利。“從2012開始，中國的勞動年齡人口將逐漸減少。根據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發布的報告，2010至2020年勞動年齡人口將減少2900多萬；與此同時，人口撫養比也相應增加。生的人少，吃的人多，中國的人口紅利會趨於消失。”蔡芳坦率地說。[4]
影響
蔡芳認為，人口紅利趨於消失，這將使中國的經濟增長趨勢與過去完全不同。“潛在增長率由勞動投入、資本投入和生產率進步決定，人口紅利趨於消失，將對這三個方面產生重大影響。”
不言而喻，人口紅利趨於消失，會減少勞動力。此外，還會減緩資本投資的增長速度。蔡芳解釋說，過去，中國的撫養比低，人口負擔輕，因此可以保持高儲蓄率，從而導致高投資。在未來，情況正好相反。另壹方面，如果勞動力短缺，就會出現資本投入收益遞減的現象。“比如勞動力充裕，1臺機器對應10名勞動者，那麽有多少資本就可以買多少臺機器；壹旦勞動力不足，1臺機器對應1個勞動力，甚至10臺機器可以對應1個勞動力。這個勞動力的體力和智力能照顧到嗎？買同樣數量的機器，自然會減少它的產量。”蔡芳說，“隨著收益遞減，資本投資會減少。”
“壹句話，未來中國經濟增長會放緩，因為人口紅利趨於消失。”蔡芳說，“十壹五期間，中國的潛在經濟增長率為10.5%。我們預計，十二五期間將降至7.19%，十三五期間降至6.08%。”[4]
作出反應
“人口紅利趨於消失，導致未來中國經濟‘減速’。對此，我們必須正視趨勢，坦然接受，積極應對。”蔡芳說，“對策可以分為兩部分:不應該做什麽和應該做什麽。”
不應該做的是不願意讓經濟減速，試圖通過過度擴大投資和增加需求來人為拉高經濟增長率。“未來可能有人會提出很多新的經濟增長點，比如加大對中西部基礎設施的投入。這些都有熟悉的手段，對執行的把握，過去都很成功。”
面對人口紅利的消失，我們應該做的是科學地提高潛在增長率。“潛在增長率不能超過，但可以提高。”蔡芳說，在勞動力投入方面可以挖掘潛力。比如，雖然未來勞動力會減少，但勞動參與率可以提高。“65438+6億進城農民工沒有城市戶口，所以沒有平等享受基本公共服務。他們通常在40歲左右退休回家鄉。如果能加快戶籍制度改革，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農民工就能工作到60歲。這樣壹來，勞動參與率提高了，潛在增長率也可以提高。”
生產率也有提高的空間。在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低效的“僵屍企業”被淘汰退出，高效的企業可以獲得更多的資源發展壯大，導致整體經濟的生產率提高。美國的研究表明，這種“創造性破壞”帶來的生產率提升約占總生產率提升的30%-50%。“如果能通過改革打破壟斷，扶持中小企業，讓企業平等競爭，優勝劣汰，也能提高潛在增長率。”
人口紅利趨於消失。計劃生育政策是否應該相應調整？蔡芳認為，調整計劃生育政策後，即使人們仍然願意生孩子，勞動年齡人口也需要15年或更長時間才能“長大”，勞動年齡人口下降趨勢難以改變。“然而，不同的家庭有不同的期望。從以人為本的角度，我們應該研究適當調整人口政策。我個人認為目前的政策底線應該是放開二胎。”蔡芳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