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蘊涵傳統的演變

新時期小說借鑒古典文學藝術最困難的問題是技術問題,因為中國古典文學雖然取得了輝煌的成就,但它和新文學之間存在著巨大的障礙,那就是基本表達方式的轉換。古典文學的主體是用文言文寫的,很多技巧與文言文表達交織在壹起,很難被新文學所采用。而且在古典文學中,小說的發展壹直比較緩慢。雖有《紅樓夢》《聊齋誌異》等佳作,但由於小說體裁壹直不被重視,其技術藝術也沒有得到很好的總結和整理。總的來說,中國的古典小說在表現手法和藝術水平上是不能和西方小說相比的。在這種情況下,五四新文學的小說家們自然選擇了學習西方小說藝術,放棄了傳統小說的特點。經過幾十年的發展,古典小說的基本形式已經基本被新文學所淘汰,傳統小說的故事性和傳奇特征普遍被現代抒情和現實主義風格所取代。

當然,這並不意味著新文學的小說與古典文學完全疏離。事實上,新文學不同時期的作家都在嘗試將古典文藝運用到小說創作中,並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新文學最早、最好的小說家魯迅,充分得益於古典文學,當時和後世的人都明確指出:“魯迅可以很好地運用中國的舊小說筆法...他不僅在事情緊張的時候充分利用舊小說筆法,而且在普通敘事中占舊小說筆法的78%,但他在編排和組織上運用壹點神奇的力量,就能給讀者壹種‘新’的感覺。”[13]此外,郁達夫的《遲桂花》、吳組緗的《綠竹樓》、廢名的《竹林的故事》、沈從文的《邊城》、蕭紅的《呼蘭河傳》等優秀作品都不同程度地借鑒了中國古典小說的特點[14]。到了1940年代,解放區文學和“十七年”文學出現了短暫的復興,但由於種種原因,這種復興並不十分成功。

新時期小說也借鑒和學習了古典文學的藝術。與現代作家類似,新時期作家主要采取兩種方式。

第壹種方式是直接借用古典小說的形式技巧。其典型是古典小說文體的現代還原,代表是80年代初興起的“新筆記小說”,這壹體裁的源頭可以追溯到清代的《嶽薇草堂筆記》、《聊齋誌異》等筆記小說,甚至與魏晉時期的《世說新語》有著內在聯系。新時期“新筆記小說”的作家采用傳統筆記小說的基本形式,不註重完整曲折的故事。而是試圖通過充滿生活氣息的日常人物和事跡來傳達中國古典小說含蓄深邃的神韻特征,追求簡潔卻意味深長的藝術效果。雖然它融入了現代小說的元素,但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古典小說形式的影子,這可以視為古典小說形式的現代復興。此外,莫言的《生死疲勞》還直接借用了古典小說的章法形式,在借用傳統章法目錄形式中傳達了廣泛的古典小說技巧:“中國古典小說的章法絕對不僅僅是壹種形式,更重要的是內在的小說節奏。讀的時候感覺章回類小說的明快節奏。中國傳統小說的說書人傳統是通過張輝的挫折表現出來的……”[15].

除了直接借用文學形式,古典小說的語言技巧和敘事方法也被壹些作家借鑒。在語言方面,上世紀80年代中期問世的阿城的《棋王》和《滿城盡帶浪漫》,在句式和用語上借鑒了傳統白話小說的特點,並巧妙地融入現實生活語言,比新文學語言更簡潔、含蓄、意味深長。阿城的創作直接引發了80年代後期小說語言的古典主義文學思潮。90年代初,賈平凹從明代小說中取材較多,從《廢都》《白夜》到近年來的《秦腔》《高興》,敘事語言充滿傳統白話小說。而且賈平凹有意識地借鑒古代白話小說的講故事風格,其敘事特點與傳統白話小說頗為相似。此外,蘇童、葉的小說也有意識地運用了壹些古典小說手法,他們的小說體現了對壹些古典小說藝術的追求:“尤其是從《妻妾成群》開始

我開始使用傳統的線描技術...以前的小說裏看不出來是什麽畫,現在看得出來是國畫,而且是畫的,加了下劃線。

不是墨水"[16]。莫言的《檀香刑》、李銳的《銀城物語》、格非的《有臉的桃花》,也都不同程度地吸收了傳統白話小說或文言小說的特點,其敘事方法和手法也有明顯的借鑒痕跡。

第二種方式不是直接從古典小說中尋找方法或資源,而是更廣泛地從整個古典文藝中吸取營養。具體來說,就是借鑒中國古典文學藝術的意境,並與現代小說技法相結合,形成既有傳統文學藝術美,又有現代敘事技巧的風格。在這些作品中,可能沒有古典小說直接的形式技巧,但我們可以看到更深層的傳統審美特征,與古典文學保持著更抽象、更深刻的聯系。在現代文學時期,這種方法被廣泛運用,如廢名、沈從文等作家的作品。廢名曾明確表示,他的小說“明顯接受了中國詩歌的影響,我寫小說就像唐朝寫的絕句壹樣。”[17]沈從文也認為:“寫短篇小說要學習過去的傳統,……要把詩放在第壹位”。[18]他們的作品吸收了中國古典文學特別是詩歌藝術的特點,形成了他們小說獨特的藝術魅力。其中最成功的是沈從文的小說,他的《邊城》等作品,“在中國古典藝術中被廣泛運用,他將古典詩詞的敘事故事與湘西優美的自然景觀和古樸傳奇的風土人情相結合,創造出令人神往的藝術境界。”[19]

新時期以來,江蘇作家蘇童、葉和東北女作家遲子建都著力於古典意境的創造追求,並且收獲頗豐。蘇童的《妻妾成群》、《1934年逃亡》和葉的《秦淮夜宿》,巧妙地將古典文學意象與江南地域文化相結合,營造出壹個神秘瑰麗的意象群落,體現了富有傳統意蘊的審美效果;遲子建的《霧月牛棚》、《吻土豆》等作品,將自然地理的神秘之美與人們的美好感受融為壹體,傳達了人與自然的內在親和力。他對自然美的渲染和對人情的細膩描寫,不自覺地連接了中國古典詩詞的抒情意境,是對古典詩詞藝術的再創造和自然借用,此外,有些作家也有類似的追求。如李銳的《銀城物語》,借用唐代詩人王之渙《涼州詞》中的壹首名句作為小說四章的標題,傳達與中國古典詩詞相聯系的藝術境界,具有壹定的藝術效果。

直接借用古典小說的形式和創造古典文學的意境並不矛盾,而是有內在聯系的。如汪曾祺的《新筆記小說》在形式上借鑒了古典小說,而他的《開火》等作品則運用了現代小說形式,但又有意識地註入了中國傳統文學的審美特征,表現出對“言外之意”藝術境界的追求。另壹方面,古典小說的形式本身包含壹定的意境,如何立偉的《白鳥》等“新筆記小說”,也不同程度地體現了古典文學的意境特征。

但是,從總體上看,新時期小說家對經典文藝的借鑒還不夠成功,很多方面還處於嘗試階段。壹方面,古典小說的藝術方法只是在比較狹窄的範圍內被借鑒,其豐富性並沒有得到體現;更重要的是,作家對古典文學藝術的運用普遍顯得粗糙和簡單化,未能將古典文學藝術融入現代生活和現代藝術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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