顏佳
壹個
我之所以把走向21世紀的西方文學批評理論稱為“馬賽克”，是基於以下情況:目前我正在編輯壹本具有代表性的當代西方文學理論與批評文集，名為《文學理論前沿讀本》。從我接觸到的資料來看，我把西方在這壹領域的關註分為五大方面:(1)文學理論傳統問題的現代進展；(2)文學史與經典批評；(3)文學理論和批評空間的拓展；(4)文學理論的終結和“後學”；(5)文學理論與身份。這五個問題不是我自己虛構的，是根據其整體趨勢和關註的熱點問題總結出來的。當然，這不是全部領域。例如，“英語化”和“新英語寫作”是後殖民時代英美文學理論和批評的重要領域。然而，對於中國的文學理論和批評來說，這樣壹個領域似乎離我們的理論視野還很遠。
另壹方面，就他們中的任何壹個人而言，我們也可以發現，盡管他們關註的是同樣的問題，但他們的立場、出發點、理論資源、討論方式和結論卻有著天壤之別。換句話說，他們對同壹問題的看法極其“多元化”，幾乎找不到任何主旋律。比如在“文學理論與批評空間的拓展”方面，可以看到多種批評方法:流散批評、性別與超性別批評、有色女性批評、倫理批評、生態批評、空間批評、網絡批評、幽靈批評、唯物主義批評、新語用學、混沌理論等等。
這些情況告訴我們，在後現代消費時代，西方文學理論和批評早已告別了現代和前現代的語境和基本格局，即始終有壹種主導性的思潮或理論主導著文學理論和批評的走向，影響著社會的意識形態。如果壹定要在走向21世紀的西方文學理論和批評中找到壹個主題，那麽就會發現各種各樣的“馬賽克”特征，我稱之為“馬賽克主義”。其基本含義是指:各種理論觀點和批評方法混雜在壹起，相互之間沒有內在聯系，各自的視角和關註點差異極大，形成“嘈雜”的局面。
馬賽克主義是後現代主義的典型特征，也是當今西方思想文化的基本特征。對外，後現代“馬賽克主義”壹方面是為了反抗主流意識形態的控制或操縱而追求“倍數比”；另壹方面是“碎片化”，即不以構建宏大的理論體系為目的，往往從特殊的角度探討壹個問題(如“性別”)或解構傳統理論，甚至打破學科界限。
如何看待這種趨勢？我的觀點是，馬賽克主義的出現符合當代資本主義的基本趨勢，即從福特主義向柔性生產和積累的轉變，以及文化消費主義和後現代主義。目前，這壹趨勢仍在演變，其影響和後果正在逐步顯現，並以資本全球化的趨勢滲透到世界各個文化和地區。對此，我們應該立足於中國的現實，做出清醒的判斷，而不是盲目地跟隨它去尋找理論和批評的“熱點”問題。西方的“熱點”問題不壹定是中國的“熱點”；反之亦然。
二
在馬賽克主義的語境下，“終結論”或“死亡論”似乎是壹個非常吸引人的領域。比如我們經常看到的“理論之死”、“批評之死”、“作者之死”、“歷史之死”等話題。事實上，在這壹系列“終結”或“死亡”的話題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作者的意圖，即他們總是站在壹種理論立場上對抗或解構另壹種理論，而不是徹底否定理論和批評。例如，美國著名作家約翰·巴斯曾寫過壹篇頗有影響的文章《枯竭的文學》，引發了西方文學批評界所謂的“批評之死”。但是，當我們仔細閱讀巴斯的文章時，會發現巴斯的真正意圖是挑戰“現實主義”(在中國通常譯為“現實主義”，其實這是壹個極大的誤解)，但他挑戰的目的是為文學創作開辟另壹個“新空間”。要達到這個目的，首先要挑戰傳統的“文學”概念，是否是整體意義上的文學。這樣的例子很多。
面對這樣的情況，我們必須清醒地自省:“終結論”或“死亡論”作者的真實意圖是什麽，即他們實際上要挑戰什麽？比如他們是想挑戰傳統、經典、文學理論和批評本身，還是想挑戰文學理論和批評中的壹些舊的約定俗成的觀念？如果我們仔細解讀他們的意圖，結論很可能只會是後者，而不是前者。
另壹方面，解構理論的唯壹方法是使用理論的武器。這個悖論本身就說明了理論(包括批評)是不能被“解構”的。哈羅德·布魯姆的《西方經典》反對文藝理論化，堅持“藝術與理論對立”的觀點。但他用來反對“理論化”的武器是18和19世紀的浪漫主義文論，尤其是以盧梭為代表的文論，其核心是主張“審美自由”，實際上是以“審美”反對“理論”。但是，所謂“審美”，需要用“理論”來定義；壹旦被“理論”定義，“美學”又陷入了“理論”的陷阱。
事實上，自20世紀以來，西方文藝理論中就出現了強烈的反理論(包括“理性”)傾向。這個事實提醒我們，“理論”其實是壹把雙刃劍——它要對藝術創作的實踐進行反思和總結(所謂的“理論化”)，壹旦泛化，似乎就對實際創作形成了有形或無形的“控制”，對藝術家的人格形成了壹定的“威脅”。
在我看來，這種悖論可能是我們永遠無法擺脫的。如果我們不能擺脫這種悖論，即我們執著於理論與實踐的矛盾，或者我們總是認為理論高於實踐，那麽我們就永遠走不出這個怪圈。也許唯壹的出路是，我們必須明確理論本身的使命，即它會以自己的方式建構壹個價值體系，而不是“直接指導”創作實踐，或者更糟，給創作和作家“上課”。其實，我們從當代西方文學批評理論的各種“挑戰”中看到的，是對“理論”試圖以“牧師”的身份教導“信徒”的態度的反叛。如果中國的文學批評理論家想從當代西方文學批評理論中吸取什麽教訓，恐怕這就是最大的教訓。
三
傳統也是馬賽克背景下的壹個重要問題。我們早就被告知，20世紀以來的西方文學理論和批評被稱為“反傳統”。表面上看，確實如此。從波德萊爾的現代主義到今天的後現代主義，傳統壹直是各種標榜“創新”的理論家和藝術家的主要攻擊對象。這個例子不言而喻。
然而，當我們仔細閱讀以“反傳統”著稱的理論家(從尼采到福柯、利奧塔)的著作時，其實可以發現壹個驚人的事實:他們壹旦談到“傳統”，就如數家珍(福柯的知識譜系學就是壹個典型的例子)。他們走的路是:從“傳統”到反抗“傳統”。這種影響可能是致命的。
也許，弗蘭克·克莫德的文章《經典與時代》向我們透露了壹些“內幕”消息。他認為，經典總是與權力相勾結，權力為主流意識形態塑造“過去”，使之變成“現代”。所以，經典就成了反抗者在反抗權力的鬥爭中必須占據的主要領域。在我看來，這種觀點恰恰表明了當代西方文學批評理論中大多數反傳統者的主要心態。也許問題並不是真的要奪取什麽“權力”，而是把它當成壹種“姿態”。我們知道，在後現代時代，“姿態”往往比任何真正的建築更能贏得掌聲和喝彩，人們往往沈浸在掌聲和喝彩中，不再願意去顧及其他的事情。
這種趨勢是我們需要警惕的。原因在於:壹方面，傳統壹直是我們進行理論建構和理論反叛所必須依賴的資源；無論在中國還是在西方，這都是不可避免的。另壹方面，傳統很難“逆轉”。正如解構理論依靠理論武器壹樣，反傳統也往往依靠傳統。對於中國的文學批評理論家來說，特別值得註意的、與西方不同的問題是，我們從晚清開始就養成了壹種不願回到傳統的習慣。要扭轉這種趨勢，恐怕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此外，我們發現當代西方文學批評理論非常重視對“文本”的闡釋，很少像脫韁的野馬壹樣談論“理論”。這也算是“他們”和“我們”的壹大區別吧。他們談“女權主義”，總是引用影響很大的名著。他們在講“鬼評”的時候，也會詳細引用鬼評的代表作。事實上，英美“新批評”所開創的“細讀”方法已經被英美學術界廣泛接受，成為學術訓練中最基本的環節。作為壹個理論家，首先不是妳能不能講某個理論或理論體系，而是要從“細讀”的基本功中獲得壹些“真知灼見”。換句話說，理論的建構靠的不是空談，而是對“文本”的洞察。
總之，走向21世紀的西方文學批評理論，既沒有我們想象的那麽糟糕無用，也沒有我們想象的那麽鐵板壹塊。它在不斷發展演變，其中有新銳的“先鋒”，也有保守的傳統主義者，但更多的是走中間路線的人:不願走傳統的老路，對新的方向感到迷茫，寧願選擇壹條實用主義和實證主義的道路，成為整個馬賽克中的獨立個體。此外，他們對實踐中各種新傾向的敏感也值得我們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