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軸心時代的特點是物質世界和精神世界還沒有完全分離。與此相對應，猶太人的觀點是，受苦是因為妳犯了罪，所以是對妳的懲罰。而對以色列民族來說，罪是壹樣的，整個民族都因違背了與上帝的契約而受到懲罰。所以道德汙點會以“洗罪”的方式被洗掉，這只是道德良知的最初線索。此時，個人責任尚未到來。
在軸心時代，苦難與犯罪之間的因果關系受到質疑。《約伯記》集中表達了這種懷疑。《約伯記》尖銳地質問:為什麽壹個正直的人要受這麽多苦？但這種追問又帶來了另壹種恐懼:如果苦難不是來自罪，那麽苦難從何而來？怎麽解釋呢？這時對苦難的解釋已經轉移到不敬虔上，而這種不敬虔是個人的罪，上帝對這種罪的懲罰的威脅可以通過寬恕和救贖來平衡。尋求寬恕的方式不再是洗罪，而是懺悔。在學習懺悔的過程中，人類進入了良心的王國。個人內疚標誌著人類意識到自己是單壹的犯錯者，這是西方文明中自我的開始。只有獨立的自我才有能力認識自己的罪，並為自己的罪懺悔。所以，每個人都必須也只能對自己的行為負責。猶太先知耶利米說:“我要用法律來限制他們。”這是西方歷史上最重要的時刻之壹，法制觀念已經萌芽。在古希臘，蘇格拉底是第壹個真正意識到個人良知的重要性的人——他用自己的生命證明，人類的良知可以實現比生命更珍貴的東西，那就是自由。因為人是奇跡，人有意識，能知道真相。真理是人類思維的產物，對任何願意思考的人來說都是開放的、可及的。在埃斯庫羅斯的《被束縛的普羅米修斯》和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中，他們贊揚了這種不顧苦難，為追求良知和道德而犧牲自己生命的行為。尤其是在古希臘城邦的公民生活中，個人良知有壹個真正的意義，那就是在倫理法典和刑法中對各種犯罪的詳細劃分。因為每個人的自我意識都清楚地知道自己是否有罪，決定壹切的不再是神靈或國王，而是未來對西方文明起關鍵作用的東西——人的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