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重道輕器 傳統文化所謂的“道”主要是指人的世界觀、人生觀、政治理想、道德準則等，概括地說，就是儒家的“仁義道德”；“器”是指具體事物和名物制度。
孔子強調“君子不器”（《論語·為政》）其中固然有人格不能偏向壹端的含意，但同時也流露出了“知人”壓倒“知物”的傾向。孔子說：“朝聞道，夕死可也”（《論語·裏仁》）“君子謀道不謀食，……君子憂道不憂貧。”（《論語·衛靈公》）在孔子那裏，感性欲求（謀食）與理性追求（謀道）二者之間，後者處於優先的地位，壹旦“誌於道”，則即使身處逆境，也可以達到精神上的愉悅。所以孔子稱贊其學生顏回：“賢哉，回也！壹簞食，壹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論語·雍也》）。
三、 民為邦本 “民本主義”的觀念最早見於《尚書》五子之歌：“民可近，不可下；民為邦本，本固邦寧。”這是說，人民只可親近，不可威狎，因為人民構成國家政治的基礎，只有基礎堅固，國家的安寧才有保障。
孔子儒學的壹個重要特點是以人為本、重民愛民，表現了鮮明的現實主義傾向。把“養民也惠”、“使民也義”、“使民以時”、“使民如承大祭”、“博施於民而能濟眾”等作為仁人君子之道而要求統治者遵守。孟子認為仁與不仁是國家興衰存亡的標誌和依據，提出 “民貴君輕”論：“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孟子·盡心下》）。要求為政者：“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孟子·盡心上》）。
正是這些不同，才構成了中華民族傳統文化深遠豐厚的人文追求，傲立於世界文化之林，並越來越受到世界的矚目。傳統文化的人文追求體現了人之所以為人的生存價值，也體現了中國古代文化的超前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