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潔文化的形成源於高度的廉潔自覺意識。在漫長歷史進程中，中華民族逐漸形成了去汙自潔、崇廉尚潔的自覺意識。儒家經典《周禮·天官·小宰》裏有“六廉”之說，“以聽官府之六計，弊群吏之治。壹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既斷以六事，又以廉為本”，“廉”被當做考核官吏政績好壞、裁斷高下優劣的標準。傳統社會中的清官情結所蘊含的廉潔意識，在於其本身就包含了遵規守紀的自覺性。歷史上，百姓期盼清官、擁戴清官，官員亦以做清官為道德追求，歷朝歷代也不乏相應的政策制度，在選拔和考核官員上註重廉潔評價、道德要求。歷朝正史亦為清官立傳，司馬遷撰《史記·循吏列傳》，開中國正史《循吏傳》之先河，二十四史中有二十部都有《循吏傳》，記載了500多人。循吏者，因政績卓著而受到朝廷表彰，因造福地方而為百姓所愛戴，因清廉、正直的政治品格而青史留名。如包拯、海瑞、於成龍等，正是“蘇世獨立，橫而不流兮，秉德無私，參天地兮”，他們身上的廉潔意識、道德修為，不僅在中國古代官員群體，而且在民間社會，都成為楷模。不少家訓族規含有“廉”的要求，也是告誡後人勿與貪腐沾染。這種內在約束和文化傳承，終使廉潔成為人們最具自覺意識的文化元素，將廉潔自覺意識深深根植於內心。
廉潔基因的價值在於增強廉潔自信的底氣。文化自信是更基礎、更廣泛、更深厚的自信。廉潔基因有文化自信作為內在支撐，必然能夠形成強大的廉潔自信、廉潔定力。中華民族向來崇尚“誌在天下”。《莊子·庚桑楚》中講：“以天下為之籠，則雀無所逃。”以天下作比，足見胸懷之廣大。中華文化的天下情懷，是以民族和國家為重，將小我融入大我。壹個人誌在天下，則難為利益所惑；壹個人誌在天下，則無所畏懼，勇於擔當，能練就強大的自信力量，這也是中國古代士大夫所追求的。屈原在《楚辭》中說：“定心廣誌，余何所畏懼兮？”朱熹在《楚辭集註》註解為：“是以君子之處患難，必定其心而不使外物所動搖，必廣其誌而不使為細故所狹隘，則無所畏懼而能安於所遇矣。”可謂壹種肯定確切的解詁。漢代劉向在《說苑·至公》中寫道：“治官事則不營私家，在公家則不言利。”清代曾國藩說：“大丈夫當以澄清天下為己任。”這些人無不將畢生精力付諸天下之誌。誌就是信念、信仰，誌在天下，則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心懷天下，自然自信，廉潔自信亦同此理。所謂“吏不畏吾嚴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堅定廉潔自信，能使人們對“廉”形成發自內心的信仰和根深蒂固的信念。